第六年，2022年的日历刚翻过三月，窗外的梧桐树已经抽出嫩芽，嫩绿的叶片在风里轻轻颤抖，像是某种无声的预兆。我坐在飘窗上，盯着手机屏幕里母亲发来的语音。“你妹妹都订婚了。”手指悬在键盘上方许久，最终删掉了所有打好的字。
茶几上的验孕棒显示着两道红杠，像两个刺眼的惊叹号。这是第二次了。上次医生说我体质不易受孕，可命运偏偏爱开这种残忍的玩笑。浴室的水声停了，他擦着头发走出来，发梢的水珠滴在锁骨上，又顺着胸膛滑下去。这个我看了五年的身体，此刻竟陌生得像隔着雾气。他的目光落在我手里的验孕棒上，毛巾啪地掉在地上。
“我前几天高烧，吃了太多药；另外我妈明天过来。”我的声音干涩得不像自己的。
他僵在原地，喉结滚动了一下，最终什么也没说。
母亲来的那天，北京笼罩在橘黄色的雾霾里，天空像是被蒙了一层脏兮兮的纱。我心口堵了块巨石，可母亲只是沉默地看着我，最终什么也没问，转身进了厨房，很快飘出肉汤和枸杞的味道。
她回程后，我开始整夜整夜睡不着。凌晨三点的北京安静得可怕，只有冰箱压缩机偶尔发出嗡鸣。有天半夜，我站在厨房里，月光透过纱窗，把刀具映出森冷的银光。我盯着自己的手腕，脉搏在皮肤下跳动，一下、两下，心跳声大得像是要撞碎肋骨。
我知道，我出问题了。
年中，安定医院的候诊室里，我盯着墙上的精神卫生宣传画发呆。“广泛性焦虑障碍”——诊断书上的字像判决书一样摊在膝头。医生开的帕罗西汀装在透明药袋里，哗啦作响，像是某种嘲讽的掌声。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不再是我，镜子里的那张脸陌生得像是别人的。为什么其他人能轻易拥有的幸福，对我们而言却像是老天爷亲手设下的天堑？我开始内耗，身体有时会不受控制地发抖，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
他知道消息后，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吃药吧，别多想了，会好的。”
临到过年，饭店包厢的吊灯太亮，照得他母亲新烫的卷发泛着金属光泽。我记得上次见面时她还是利落的短发，现在这头波浪长发让她看起来年轻了十岁不止，她的手指修长，指甲修剪得圆润整齐。似乎与我印象中的人出入有些大。他一直都特别能看出我的想法。“我妈这几年调养得好，留了长发，今天还专门做了造型。”他凑在我耳边解释，呼吸喷在耳垂上，还是熟悉的柠檬沐浴露味道。
婚事就这样定下了。
后来，他递给我一份公证婚前协议，内容大致是我们领证当天，其房一半赠予我，我没看完，白得刺眼。“我把老家的房子公证了，领证当天就过户一半给你。”他把笔递给我，指尖微凉。其实我没有太大浮动，走到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哪怕我开始有放弃的心思，总是被沉默成本和家人关系牵扯拉回现实。过了俩星期，他催促我尽快签字，还要给公证处返回，我签下名字，摁下手印，心里却像被挖空了一块，连回音都没有。
元旦过后，我的心脏总是跳得极快，像是下一秒就要冲出胸腔，有时又觉得身体特别沉，特别累，再也不是以前活力满满的人。拖了几天，没有任何变化，转道去医院。医生盯着化验单皱眉：“甲亢引起的窦性心动过速，你这TSH值都快测不出来了。”他开了一堆药，赛治、稳心颗粒，叮嘱我要放松心情，不要忧思过度，可怎么放松呢？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继续支撑我的生活，每天两点一线，上班下班。他开始更频繁地加班，偶尔回来住一晚，其余时间都在陪他母亲。我一个人整理婚礼要用的东西，买的都是最简单的款式。红喜字、喜糖盒、胸花。每一样都轻飘飘的，像是随时会被风吹走。有时半夜惊醒，我会望着天花板发呆，眼泪毫无预兆地流下来。窗外，北京的夜空没有星星，只有对面大楼的应急灯在黑暗中明明灭灭，像一双窥探的眼睛。
春节返乡的行李里，我偷偷塞了药。母亲在厨房炸年货，油烟中她的背影佝偻了不少。父亲坐在阳台修他的老花镜，镜腿上的胶布已经发黄。“他对你好吗？”父亲突然问，手里的饺子皮停在半空。我点点头，喉咙里的“好”字还没出口，就猛地站起来冲进卫生间。锁上门，泪水终于决堤。暖气太足，干燥的空气里漂浮着细小的尘埃，像一场永远落不下来的雪。
抬头，镜子里的人嘴唇颤抖，眼眶通红。
但这是我选的路，现在，已经走到无路可退，我只能一股脑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