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睡沉得像坠进棉花堆，梦里我正猫着腰在幽暗山洞里穿行，石壁上的水珠顺着脖颈往下滑，憋住的气快要耗尽时，枕头下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嗡——嗡——两声，像救生圈砸进水里，我猛地睁开眼，阳光刺得人发懵。摸过手机一看，是箫大的微信：“妹妹，我搬家了，过来看看？”
我指尖还带着困意，打字都发飘：“姐，您怎么又搬家了？”
“换了大点儿的跃层，跟儿子住着宽敞，来看看？”她的消息回得飞快，隔着屏幕都能想象出她说话时眼睛发亮的样子，尾音里总带着股子北京大妞特有的脆生劲儿。
“好，等哪天有空。”我应着，翻身坐起来，脑子里却不由自主地翻起旧账。窗台上的绿萝垂着藤蔓，恍惚间竟和当年单位走廊里的爬山虎重叠在一起——那年我刚毕业，揣着一肚子“说话留三分，做事留余地”的家训，怯生生地走进基层办公室，迎面就撞上了风风火火的箫大。
那时她刚三十出头，扎着高马尾，白衬衫下摆随意塞进牛仔裤，走路带起的风差点掀翻我手里的文件。“新来的？”她嗓门亮得像敲锣，不等我点头就抢过文件扫了两眼，“这格式不对，重弄。”说完转身就走，高跟鞋在水磨石地上敲出“噔噔”的响，留下我愣在原地，手里捏着被她指过的地方，发烫。
后来才知道，箫大的名字早就在单位的绯闻榜上挂了半年。茶水间里，总有阿姨压低声音说她“死缠烂打追陈刚”，说陈刚为了她，把山东老家的媳妇都气回了村。
我偷偷打量过陈刚，个子不高，微胖，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夹克，说话慢条斯理，有点儿农人的狡黠，看着实在不像能让姑娘“死缠烂打”的人。
可箫大不一样，她是办公室里的“异类”——开会时敢直接打断领导发言，说“这方案逻辑不通”；有人推诿工作，她能把文件摔在对方桌上：“这事归你管，别想甩锅”；就连给打印机换墨盒，她都比男同事麻利，咔哒一声装好，还得附赠一句：“这点活儿都干不利索，养你们干啥？”
我轮岗到她手下实习那天，她正对着电脑屏幕叹气。桌上的相框里，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咧着嘴笑，旁边站着个憨厚的男人，是传达室的大成。“这表格谁做的？简直是垃圾。”她转头看见我，眉头皱了皱，“你叫小柳是吧？过来，我教你。”
她的办公桌上总堆着半尺高的文件，却总能准确抽出需要的那一份。教我做报表时，手指在键盘上翻飞，语速快得像打机关枪：“这里要分类汇总，这里得用数据透视，别告诉我你不会，不会就学啊。”我被她训得头皮发麻，却又莫名觉得踏实——她的刻薄里没有弯弯绕，全是直来直去的实在。
有天加班到深夜，办公楼里只剩我们俩。她从抽屉里摸出两桶泡面，用饮水机接了热水泡上，推给我一桶：“加个蛋，我抽屉里有。”蛋黄在热气里慢慢凝固，她突然开口：“你是不是听说过我跟陈刚的事？”
我手里的叉子顿了顿，没敢接话。
她嗤笑一声，撕开调料包往面里撒：“都传我追他？其实啊，是他先找我的……”箫大给我讲起那段过往——
那年陈刚刚转业来单位，对业务一窍不通，总找她借笔记、问流程。她父亲住院时，他跑前跑后办手续，甚至提着水果去病房探望，嘴甜得像抹了蜜，一口一个“叔叔、阿姨”叫着。“我那时傻啊，”她吸了口面，热气模糊了眼睛，“以为他是真心的，他也没说那个是他媳妇，只说是乡下妹子。”
直到有天，局长的侄女突然调到我们部门，陈刚的态度变得像翻书。他开始躲着她，开会时故意跟她唱反调，最后干脆在全单位大会上表态：“某些同志屡次骚扰我，影响正常工作。”她成了众人眼里的“小三”，骂她“不知廉耻”。
“那你为啥不解释？”我忍不住问。
她把叉子往桶里一戳：“解释啥？跟一群看笑话的人掰扯？没劲。”她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再说，他那时刚转业，要是被冠上‘忘恩负义’的名声，以后还咋混？留一线，好相（见）处”
我后来才知道，她火速嫁给大成，也是为了陈刚。那时陈刚的媳妇闹到单位，抱着孩子坐在局长办公室门口哭，说要告他陈世美。
箫大找到大成，说：“我嫁你，你帮我个忙。”大成是个实诚人，只问：“你想清楚了？”她点头，大成就应了。结婚那天，她穿着红棉袄，大成骑着自行车载着她，在胡同里转了一圈，就算礼成。“我得让陈刚的媳妇消气，”她跟我说，“不然这事闹大了，他前途就毁了。”
我听得心里发堵，又想起单位里那些风言风语。有人故意在她路过时说“某些人想攀高枝没攀成”，有人把她的文件藏起来让她挨批，甚至有人模仿她说话的语气阴阳怪气。有次我看见老张把她的报表扔在地上，她弯腰一张张捡起来，拍了拍灰，说：“老张，你要是看我不顺眼，咱当面说，别跟文件较劲儿。”老张被她怼得脸通红，周围人都憋着笑，她却像没事人一样，坐回座位继续改报表。
“姐，他们那样对你，你不气吗？”有次我实在忍不住。
她正给儿子织毛衣，起的边儿歪歪扭扭的，闻言抬头瞪我：“气有什么用？气出病来还得自己受着。我爸以前总说，人活一辈子，就像走胡同，难免碰到死对头，你要是跟他耗着，就别想往前走了。”她顿了顿，把织错的地方拆了重织，“再说，大成对我好。我晚回家，他准在传达室等着，给我留着门；儿子半夜发烧，他背着就往医院跑，鞋都跑掉一只。”说到这儿，她嘴角翘了翘，眼里闪着光。
我在她手下待了一年，跟着她学会了做报表、写材料，更学会了她的“直”。有次陈刚把一个出错的项目推给她，让她写检查，她二话不说就接了。我替她抱不平，她却说：“多大点事？写个检查能掉块肉？他刚当上副主任，稳住位子不容易。”可那天下午，我去茶水间打水，听见她在楼梯间打电话，声音带着哭腔：“妈，我没事……就是有点累……”
轮岗离开那天，她往我包里塞了袋大白兔奶糖：“到了新部门，别怂。该争的得争，该拒的得拒，别学那些弯弯绕。”我抱着那袋糖，看着她转身回办公室的背影，突然觉得，她那些风风火火的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委屈啊。
再听到她的消息，是在五年后的科级会议上。陈刚已经升了处长，发言时意有所指地说：“有些同志工作态度不端正，还试图用私人关系影响工作，这种风气必须杜绝。”底下人都低着头窃笑，谁都知道他说的是箫大。我攥紧了手里的笔，指节发白——那年箫大替他背的黑锅，至今还成了他攻击她的武器。
散会后，我在走廊里拦住陈刚：“处长，当年那个项目的事，我这儿有原始记录，要不要给您看看？”他脸上的笑容僵了僵，含糊道：“都过去的事了，还提它干啥。”转身就走，步履匆匆，像在逃避什么。
没过多久，听说箫大评上了先进工作者。颁奖那天，她穿着一身新西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站在台上发言：“我没什么大本事，就知道干活得实在。你糊弄工作，工作就糊弄你；你对人真心，人也不会对你太差。”台下掌声雷动，我看见大成坐在第一排，使劲拍着手，眼里的骄傲藏都藏不住。
后来，箫大的儿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学的是她当年最头疼的计算机。大成承包了单位的后勤维修，成了远近闻名的“万能工”，谁家水管坏了、家电坏了，找他准能修好。有次我在菜市场碰到他们，箫大正跟摊主砍价：“这排骨再便宜五毛，我下次还来。”摊主被她缠得没办法，只好让步。旁边的大成拎着满袋菜，笑眯眯地看着她，阳光透过树叶洒在他脸上，暖得像幅画。
“妹妹，发什么呆呢？”微信又响了，是箫大，“周末过来啊，让大成给你露一手，他现在炖排骨一绝！对了，我新学了烘焙，给你烤了曲奇。”
我看着屏幕笑了，手指在键盘上敲下：“好，周末一定到。对了姐，当年你织的毛衣，针脚还是那么歪吗？”
她秒回一个白眼的表情，后面跟着一句：“去你的，我现在织得可好了！”
放下手机，窗外的阳光正好。我想起刚认识箫大时，总觉得她活得太“满”，不懂留余地。可如今才明白，她不是不懂，只是选择了更难的那条路——被人误解过，被人伤害过，却依然选择真诚；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过，却依然能笑着爬起来，拍拍尘土继续往前走。
这种“满”，不是鲁莽，是通透；不是固执，是清醒。就像胡同里的老槐树，经历过风雨，见过过世面，却依然在春天抽出新绿，在秋天落下金黄，活得坦坦荡荡，明明白白。
这样的箫大，怎么能不让人敬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