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的迫近，如同不断收紧的绞索。卖掉老母鸡换来的几个先令，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仅仅激起几圈微弱的涟漪，便被地租的深渊吞噬。约翰·米勒更加沉默了，他几乎将所有醒着的时间都耗在了地里，试图从已经冻结的土地里再抠出一点什么，或者去林子深处设置一些简陋的陷阱，期盼能抓到一只野兔或狐狸，哪怕只是一只肥硕的田鼠，也能给寡淡的锅里添点油腥。
玛丽则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节流”上。食物的配给更加严格，连小汤姆都被严厉告诫不准再偷藏任何吃的。炉火只有在做饭和夜晚最冷的时分才被允许点燃，一家人常常裹着所有能御寒的破布和稻草，挤在尚有灶灰余温的厨房里，靠着彼此的体温对抗漫漫长夜。
艾琳敏锐地察觉到，父母之间弥漫着一种比寒冷更令人窒息的绝望。她知道，仅仅依靠节省和祈祷，无法度过这个难关。她必须做点什么，哪怕只是徒劳的尝试。
她的目光，再次投向了知识。这一次，不是读写，而是算术，以及更深层次的——对规则的理解和利用。
她想起母亲玛丽偶尔会抱怨，说东家派来收租的管家霍普金先生，在计算地租和利息时，账目总是“糊里糊涂”，让人看不明白。玛丽不识字，全凭记忆和心算，总觉得不对劲，却又说不出所以然。
艾琳的心脏猛地跳动了一下。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念头。质疑管家的账目，无异于挑战东家的权威，一旦出错，后果不堪设想。但若其中真有猫腻，这或许是唯一可能挽回些许损失的机会。
她不能直接说出来。她需要一个媒介，一个让母亲自己去“发现”问题的方式。
机会在一个北风呼啸的下午降临。霍普金先生穿着厚实的呢子大衣，戴着皮手套，再次上门，催促地租的最后期限。他坐在屋里唯一还算体面的椅子上，约翰和玛丽则拘谨地站在一旁。霍普金先生从随身携带的皮包里拿出一个陈旧的、边角磨损的账本，慢条斯理地翻看着，然后用一种带着优越感的腔调，念出了一连串数字——地租、往年拖欠的利息、各种名目的小额费用。
玛丽听着，脸色越来越白，手指紧紧攥着围裙。她感觉总数似乎比她记忆中的又多了一些，但那些复杂的数字和名目让她头晕目眩，根本无法在脑海中理清。
霍普金先生念完，合上账本，看着约翰：“米勒，期限快到了，东家的耐心是有限的。”
约翰黝黑的脸庞涨红了，嘴唇嗫嚅着，却发不出声音。
就在这时，一直安静地坐在角落阴影里、仿佛不存在的艾琳，轻轻地、带着点怯生生地开口了：“妈妈……那个，上次贝克太太家宴席，您让我记的鸡蛋数，好像和霍布斯先生算的不一样……后来，霍布斯先生是不是重新算过了？”
她的声音不大，但在压抑的寂静中格外清晰。
玛丽猛地一愣，转头看向女儿。霍普金先生也皱起了眉头，不悦地瞥了一眼那个多嘴的小女孩。
艾琳立刻低下头，缩了缩肩膀，做出害怕的样子，但嘴里依旧用细弱的声音嘟囔着，仿佛是在无意识地重复：“就是……就是记下来，好像清楚一点……”
这句话，像一道微弱的电光，瞬间击中了玛丽混乱的脑海。记下来！对啊！她看不懂霍普金先生的账本，但她可以把自己记得的、往年交付的地租和东西，用她自己和艾琳之间那种“符号”记下来，哪怕只是大致数目！
这个念头让她浑身一颤。她看向霍普金先生手中那本象征着权威的旧账本，又看了看低着头、仿佛刚才什么都没说的艾琳，一种混杂着恐惧和微小希望的情绪在她心中翻腾。
霍普金先生显然没把一个小孩的胡言乱语放在心上，他再次强调了一遍期限，便起身离开了。
屋里重新陷入沉默，但气氛已经不同。
那天晚上，等小汤姆和安妮都睡下后，玛丽罕见地没有立刻休息。她坐在昏暗的油灯下，拿出艾琳藏炭笔和草纸的地方——她早就知道女儿这个秘密，只是之前从未在意——推到了艾琳面前。
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丝不容置疑：“把你记得的，去年，前年，我们交给东家的粮食、鸡蛋、还有那只猪崽……大概的数，都写下来。用你的法子。”
艾琳的心跳加快了。她知道，她撬动了一块危险的巨石。她接过炭笔，没有多问一句，开始在草纸上画起来。她没有试图写出复杂的单词，而是用了最直观的符号和 tally marks。一捆麦穗的简笔画代表粮食，一个圆圈代表鸡蛋，一个小猪的轮廓代表猪崽……旁边是密密麻麻的计数标记。
她写得很慢，不时停下来，假装回忆，实际上是在脑海中飞速计算、核对。她根据母亲的只言片语、往年的收成和惯例，大致估算着可能的数目。她刻意将某些项目的数量写得比霍普金先生今天念出的略少一些，但差距并不夸张，保持在“记忆模糊可能产生的误差”范围内。
玛丽在一旁紧紧盯着，虽然看不懂那些符号，但她认得那些简笔画和计数标记。随着艾琳的“记录”，她浑浊的眼睛里渐渐燃起一丝确定的光芒。当艾琳将几张写满“账目”的草纸推到她面前时，玛丽的手指有些颤抖地抚过那些痕迹。
“这里，”她指着一处代表鸡蛋的计数，声音沙哑，“我记得没那么多……还有这里，那年冬天我们只交了一半的麦子，说是剩下的开春补，后来补了，但好像没算利息……”
艾琳安静地听着，没有附和，也没有评论。她只是提供了一个工具，一个引发怀疑的引子。最终的决定和行动，必须由母亲，这个家庭的成年女性来做。
第二天，玛丽带着那几张皱巴巴的草纸，去找了村里唯一可能在这方面提供帮助，且相对中立的人——罗伯特牧师。
她当然没有直接质疑管家，只是含糊地说自己对往年的账目有些记不清了，想请牧师先生帮忙看看，她根据记忆“画”下来的这些数目，有没有什么明显不对的地方。
罗伯特牧师看着那几张充满童稚笔触却又条理清晰的“账本”，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他认出了那是艾琳的笔迹。他没有点破，只是仔细地对照着玛丽模糊的叙述和纸上的符号，进行了一番心算。
良久，他抬起头，看着忐忑不安的玛丽，语气平和地说：“米勒太太，根据你提供的情况来看，某些年份的账目，确实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尤其是利息的计算，似乎比惯例要高一些。”
他没有给出确切的结论，但“值得商榷”和“比惯例高”这几个词，已经足够让玛丽的心沉到谷底，又燃起一丝愤怒的火苗。
离开教堂时，玛丽的手紧紧攥着那几张草纸，仿佛握着武器。她并没有立刻去找霍普金先生对质——那无异于以卵击石。但她知道，下一次霍普金先生再来催租时，她或许可以不再那么被动，可以尝试着，用更“谦卑”和“困惑”的语气，提出一两个基于“模糊记忆”的疑问。
而这细微的、谨慎的质疑，或许就能为他们这样的家庭，从沉重的负担中，挽回几个至关重要的先令，或者争取到几天喘息的时间。
艾琳没有询问母亲去找牧师的结果。她看到母亲回来后，眼神里多了一些东西，不再是纯粹的绝望，而是混合着愤怒、算计和一丝决绝。
那天晚上，玛丽在分晚餐那稀薄的菜汤时，往艾琳的碗底，多放了一小块之前藏起来的、舍不得吃的咸肉。
艾琳默默地吃着，咸肉的滋味在口中弥漫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