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严嵩严世番的小说《皇恩浩荡》是近期不可多得的佳作，书荒的小伙伴不要错过，主要讲述了：后堂“这次审理，可不是简单的对张寅案的翻案。”桂萼看着张璁，神色严肃，“我们要证明的是山西再审官员‘故入人死罪’，这关乎到司法公正，更关乎到大明律的威严。”张璁点头，他也受到了武定侯郭勋的信，对桂萼的…
《皇恩浩荡》免费试读第42章 秋风起，汤家覆灭，李福达案结，严嵩调任（2）
后堂
“这次审理，可不是简单的对张寅案的翻案。”桂萼看着张璁，神色严肃，“我们要证明的是山西再审官员‘故入人死罪’，这关乎到司法公正，更关乎到大明律的威严。”
张璁点头，他也受到了武定侯郭勋的信，对桂萼的所没有明说的事情心里有数，沉声道：“《大明律》对于‘官司出入人罪’的规定明确而严苛，我们必须要严谨对待。特别是‘故出入人罪’，这是官员因私欲或偏见，故意将无罪之人定罪，此等罪行，必须严惩。”
“对，而且我们不能让那些真正幕后操手逃脱重罚。”桂萼补充道，“相比之下，‘失出入人罪’虽然也是过失，但处罚却大相径庭。我们必须确保张寅的冤屈得到伸张。”
两人相视一笑，决心通过更加细致深入的会审，来论证山西再审官员的“故入人罪”。
《大明律》对于“官司出入人罪”有着明确而严苛的规定。
其中，“故出入人罪”尤为严重，它指的是官员出于私欲或偏见，故意将无罪之人定罪，甚至致其于死地，对于此类罪行，法律毫不留情，即便未造成实际死亡，亦可能面临与罪犯同等的极刑惩罚。
相比之下，“失出入人罪”则因过失所致，虽同样损害司法公正，但处罚力度大为减轻。
这不仅是对张寅的推翻，到了这一步，已经演变为第一次大礼仪派对清流的彻底反攻和清算。
随着调查的深入，张璁和桂萼发现了一些关键证据，这些证据将张寅与李福达、李五错误地关联在一起。他们开始逐步揭破这个精心伪造的阴谋。
“看这份证词。”张璁递给桂萼一份文件，“韩良相的证词，他声称张寅就是李福达。但我们在深入调查后发现，他其实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在别人的胁迫下作了伪证。”
桂萼看完证词，冷哼道：“这种手段真是卑劣。我们必须揭穿这个谎言。”
谈及韩良相，这位看似掌握关键信息的证人，实际上却是在无知与胁迫的双重压力下，沦为了他人操纵的棋子。
韩良相原本仅知自己在北京偶遇的张寅，对李福达的身份一无所知。
山西布政司承差胡针，利用韩良相与张寅的浅薄交情，巧妙布局，将其拖入了一场无妄之灾。
胡针不仅向韩良相透露了诬陷张寅为李福达的计划，更以布政使李璋的权威为后盾，直接威胁韩良相若不按其意行事，将面临与张寅相同的酷刑待遇。
在这样的高压之下，韩良相不得不违心编造出一系列关于李福达侄儿李俊、李二、李三的虚假密谈，企图坐实张寅即为李福达的荒谬指控。
在深入的审讯中，他们还发现了另一份关键证词的问题。
李景全，这个被山西官员指认为李福达的侄子的人，实际上只是一个被误认的贫民周全。
“这个周全真是个可怜人。”张璁叹息道，“他因为曾经的遭遇被误捕，虽然最后澄清了身份，但这场官司又把他卷了进来。”
桂萼点头道：“是的，我们必须为他洗清冤屈。这场官司不仅关乎到张寅的清白，也关乎到大明司法的公正。”
经过排查，李景全的人生，则更显荒诞不经，实则是一出身份错位与误认交织的悲剧。
真正的李景全并未现身，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为周全的孟县贫民，其人生轨迹因一次偶然的收留而彻底改变。
周全早年流离失所，幸得李道中收留，改名李时通，却在李钺谋反的风波中不幸被误捕，虽最终因身份澄清得以释放，但这段经历已在他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此后，周全以卖柴为生，在定襄县偶遇了胡针，二人交谈间，周全无意间透露了自己对李钺家族的了解。
未曾想，这一无心之言竟成为了他日后被诬陷的导火索。
张寅案爆发后，胡针再次出手，利用周全对李家的模糊记忆，强行将其塑造成李景全，并指使韩良相进行诬告。周全在被捕后，面对严刑拷打，无力反抗，只能屈打成招，编造出与李福达共囚的虚假情节。
通过此番审讯，桂萼等人不仅推翻了韩良相与李景全（实为周全）证词的虚假本质，更将利用此事将矛头直指幕后黑手胡针及其背后的权力网络。
通过进一步的审讯和调查，他们还发现了一些陕西洛川与鄜州来的证人石文举等人的证词也存在问题。
这些证人曾声称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张寅是李五，但经过深入调查后发现他们其实是在权力的压迫下被迫作出这样的指认。
随着桂萼等审讯官员的深入调查，这背后隐藏的曲折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时间回溯至正德十六年，鄜州知州刘永振听闻李五已化名张寅，潜逃至洛川县典史魏恭的祖籍藏匿。
这一消息迅速被上报至孙兵备处，后者立即下令魏恭采取行动。
魏恭接到指令后，非但没有直接动手抓捕，反而“巧妙”地写下了一封信函，于嘉靖元年二月，派遣皂隶张仓与对李五颇为熟悉的市民石文举一同返回洛川县，由其子魏相引路，前往张寅家中进行辨认。
这一过程中，张寅因与魏相交好，被邀请至楼上共赴宴席，这本应是一次澄清误会的契机。
然而，石文举在宴后向魏恭明确表示，张寅并非李五。这一真实的反馈本应成为结束这场误会的终点，但世事往往出人意料。
嘉靖五年，山西方面因案情需要，向陕西发出公文，要求协助寻找能辨认李五之人。
鄜州与洛川县共筛选出82名嫌疑人，其中知州杜蕙精心挑选了包括石文举在内的15名口才出众者，准备押解至山西。
面对即将到来的任务，魏恭坦诚相告，指出石文举已确认张寅非李五，但杜蕙却置若罔闻，他的一句“如今山西事已成了，正好叫石文举去，是也说是，不是也说是”，彻底改变了石文举等人的命运。
在山西的辨认现场，石文举被迫站在了权力的对立面。
面对强大的压力与未知的后果，他选择了妥协，一上台便毫不犹豫地指认张寅为李五，其余14人见状，也纷纷附和，一场由权力导演、人性屈从的闹剧就此上演。
“这场官司真是牵连深广，他们真是树大根深。”张璁感叹道，
桂萼低头翻着案卷地说：“是的，这次我们必须一查到底，所有牵连的人都要抓出来，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两人转头眼神交流。
他们仔细的翻阅大明律法的相关规定，对涉案的每一位人员都进行了详尽而细致的定罪与量刑考量。
在这一过程中，特别关注到了“情重律轻”的现象，即某些犯罪行为的恶劣程度实际上远远超出了现行法律所规定的处罚标准。
“桂兄，你看这‘情重律轻’的现象，我们该如何处理？”张璁指着案卷上的一行字，眉头紧锁地问道。
桂萼沉思片刻，回答道：“确实是个难题。但我们必须依照大明律法，同时也要考虑到实际情况。对于薛良这样的举报人，其行为极其恶劣，依法严惩是必然的。”
随着审理的深入，山西再审案中的核心人物被一一推上审判台。
张璁与桂萼在旁听着证词，心中暗自评估着每个清流的罪行与参与此案谋划的程度。
“马录等人，明知故犯，将无辜者推入死亡深渊，其行为简直令人发指！”张璁低声对桂萼说道，语气中充满了愤怒。
桂萼点头表示同意，并补充道：“虽然大明律法对他们有所宽容，但我们必须让世人看到，这样的罪行绝不会被轻易饶恕。”
在会审阶段，多位高官也被卷入其中。张璁与桂萼在紧张的讨论中，不断权衡着每个涉及官员的罪责与应得的惩罚。
“聂贤、徐文华等人，他们身为高官，本应为民表率，却做出了如此荒唐之事。”张璁叹息道，“不过，在量刑时，我们还是要依据律法，不能感情用事。”
桂萼点头表示赞同，在此之前这几个并没有太多针对大礼仪的态度，没想到此事便暴露了出来，他并继续翻阅着案卷，寻找着更多有用的线索和证据。
首先被审视的是举报人薛良。他的行为极其恶劣，已经严重触犯了法律的红线。经过严谨的审判程序，薛良被判定犯有“诬告人因而致死随行有服亲属绞罪”。
这意味着，等待他的将是秋后处决。
紧接着，山西再审案件中的核心人物，包括巡按御史马录、布政使李璋等五人，被推上了审判台。
他们被严肃指控“官司故入人死罪”。
尽管法律对他们有所宽容，允许在囚犯尚未决的情况下减等处罚，但他们仍需承受长达四年的徒刑，并被罚去从事艰苦的运炭劳役，以此作为惩戒。
在会审阶段，包括聂贤、徐文华等多位高官指控“奉制推按问事报上不以实事、重者以故入人死罪论”。
这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官员们，如今同样面临着四年的徒刑与运炭的惩罚。
此外，那些曾经勇于上疏弹劾郭勋的给事中们，虽然他们的初衷无论是什么，都因为弹劾内容不实而受到了牵连。
他们也被判处四年徒刑及运炭的惩罚，这无疑是对清流的一次沉重打击。
尤其是首位发声的刘琦，他的遭遇更加悲壮。
关键证人韩良相与石文举，在马录等人的权力胁迫下，无奈地成为了这场冤案的帮凶。
他们因“鞫囚而证佐之人故行诬证致罪有出入者”的罪名，被判处杖一百、徒三年的重罚。
同时，他们还需被递回原籍服役，以示惩戒。然而，考虑到他们在案件中的被动角色以及所犯罪行的严重性，这样的处罚也显露出“情重律轻”的复杂局面。
最后受到审视的是原山西巡抚江潮。作为复核环节的负责人，他因“官司断罪失于入者”的过失而受到了惩处。
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陷害行为，但仍然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他的处罚虽然有所减轻，但仍需杖八十、徒二年，并承担运炭的劳役。
在详尽的题本呈递并经过嘉靖皇帝的细致审阅后，对于多数涉案官员的量刑建议得到了批准。
然而，在山西再审一案中，对于关键人物尤其是首当其冲的马录的惩处态度上，嘉靖皇帝的态度显得尤为严厉。
皇帝在审视马录的行为时愤怒地批阅“志在报复、故意杀人、情犯深重”，并特别批示“从重议拟来说”，这种批阅，实际上已经暗含了将马录以“奸党”之名处以极刑的意图。
面对皇帝的严厉旨意，这本队张璁桂萼等大礼仪派是个好消息，马录这人在他们看来判的越重对他们越好，但这事情若牵扯奸党这个罪名，便难免定性为党争之案，若是后边再争论起来，便成了一笔旧账，经过在武定侯府的商议，还是决定将此案不涉及奸党之罪名。
而如果仅仅按照“故入人死罪未决”来论处则又显得过轻，难以体现其罪行的恶劣程度并维护公正原则。
最终他们商讨建议对马录处以“烟瘴地面永远充军、遇赦不宥”的刑罚，并认为这是既合乎情理又符合律法的恰当举措。
桂萼等人对宫中进一步解释称这样的处罚虽然没有直接剥夺马录的生命但将其流放到环境恶劣的边远地区，并让他在那里度过余生，实际上比死亡更加残酷。
而且他的罪行还会累及子孙后代，真正实现“虽生无生、不死犹死”的惩戒效果。
然而宫中圣上对此仍然感到不满，并下旨给大学士杨一清等人强调马录作为首恶必须受到严惩，以免其恶行给后世带来遗祸。
首辅杨一清经过思考，坚持认为马录的罪行虽然严重但尚未达到必死的程度，并且现行律法中也没有明确的条文可以直接判处其死刑。
上书表示担心如果法外用刑将会破坏法律的权威与公正性，使得人们无所适从、无法可依。
此案最终还是按照张璁桂萼提议对马录处以：“发广西南丹卫永远充军、遇赦不不宥，但逃杀了”的严厉惩罚，以示其不可饶恕之罪。
与此同时，山西三司长官李璋、李珏、章伦、马豸等人也因“阿附巡按，连结三司，杀人媚人，情犯亦重”而受到了重罚，被改为“发边远卫分充军，遇赦不宥，但逃杀了”。
此外，大理寺少卿徐文华、御史程启充、给事中刘琦、张逵等人也未能幸免，同样遭受了从重谪戍的处罚。
至于汤沐最后的审判结果，则更为严重，原因是在查抄汤沐家的时候，发现了一件颇为争议的东西。
小说《皇恩浩荡》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