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感情的羁绊：朕的私生活与尔等无关
太祖是政治上的伟人，是军事上的英雄，同时，他也是感情上的巨人，道德上的楷模，这个看似毫无破绽的汉子，却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01太祖好色赋：太祖的女人们
1354年，定远人冯国用与弟弟冯国胜（又叫冯胜、冯宗异，廖永忠被诛杀后，又一个被杀的功臣）率众归附。太祖看着他们的服装感到非常奇怪，问道：“你们身上的衣服看起来与众不同，难道是儒生吗？怎么还能领兵作战？我想统一天下，你们有什么好的计策吗？”
国用对道：“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一向是龙盘虎踞之地，帝王之都，先行攻占此地作为大本营。然后再向四周征伐扩展，倡导仁义，收买人心，不要贪图女人钱财等身外之物，天下必能一举平定。”
太祖大悦，将兄弟二人置于幕府之中。
起初起义的几支队伍中，郭子兴与孙德崖等，或为财货，或为钱粮。赵均用、彭大等，不仅为了子女财货争相抢夺，甚至义军内部也大打出手，最后因为内讧而分崩离析、身死道消。
徐寿辉有一定的志向，也能洁身自好，但是，可惜的是手下都是阴谋家和叛逆者，所谓遇人不淑，就不消说长久之道了。1364年三月，陈友谅被灭后，江西行省的官员将陈友谅所用的镂金床进献给太祖，太祖观之，对侍臣道：“这个跟孟昶七宝溺器（后蜀末代皇帝孟昶用珊瑚、珍珠、玛瑙、宝玉等七种宝物装饰而成华美异常的尿壶）有什么区别呢？一张床加工如此精巧，其他的物件可想而知。陈氏父子穷奢极欲、腐化奢靡若此，焉能不亡？”命人毁之。
可以想象的出，床弄的这么好，无外乎是与女子共同享用之。陈友谅之淫邪奢靡，可见一斑。
太祖对以上各人的行为，都十分鄙夷，明里暗里，对于张士诚和陈友谅都没有什么好的评价。
1385年十一月，太祖御制大诰于天下，其中有段话，非常值得玩味。
（太祖）与群雄并驾齐驱、互相斗争了十四年有余，在军中从来未曾有过将任何一个妇人女子纳为姬妾，满足自己私欲。只有那一次，我亲自指挥部队占领武昌，心中非常恼怒陈友谅擅自指使军队闯入我方境内，等到破了武昌城，想着一定要报复下他，故此才有将他的姬妾占为己用而回。我现在忽然感到十分困惑：当年的行为，到底是贪图美色呢，还是豪情壮志所致呢，智者见智，肯定能分辨得出。
太祖的这种解释不了应解释的做法，也是让人觉得哭笑不得。首先，你为什么要在这里突然提出这件事呢，难道有很多人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并且在讨论吗，你这是要自证清白吗？以锦衣卫的本事，谁敢议论，早就被抄家灭族了吧。其次，你这解释还不如不解释啊，你所谓的理由能够为你当初下身指挥大脑的行为自圆其说吗？按照这个逻辑，陈友谅擅自出兵占领你的地盘，你不是应该占领他的地盘吗？如果他杀了你的人，你反过来杀他的人就是了，为什么要占有他的女人呢？难道陈友谅占有了……其三，杀了别人的老公，然后占领了他的地盘，拥有了他的财富，还不够，一定要让他戴一定绿帽子，这个就算大家的宽容度足够高，不去占领道德的制高点来指责你欺负孤儿寡母的行为，但也绝对不是一件非常光彩，值得炫耀的事情吧，难道这样能证明你的功能特别强大、姿势非常威武吗？要知道，《明大诰》可是当时出版量最大的一本书，大明子民人手一册啊。你这件不怎么光彩的事情，弄得天下皆知，到底是出于什么样一个心理和目的呢？
我的结论是，这样只能证明太祖也是个人，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也是个食色性也的忠实践行者。是的，你是个好色的人，无可辩驳。
关于这件事情，事实上并不是如太祖描写的那么伟岸。俞本《纪事录》中是这样叙述的：“1364年二月十九，陈友谅的儿子嘴里叼着玉璧袒露着上身，在武昌东门乞降。太祖参加了受降仪式，并接受了陈理的投降申请，封他为归命侯（这是刘禅的封号吧，实际上封的是归德侯），将其祖父及其生母、叔伯，陈友谅的后宫嫔妃、宦官等一律载送应天府（南京）。（可能是其中一个嫔妃长得非常好看吧）太祖纳了陈友谅的次妃为自己的姬妾。班师回府，命令行省中书右丞周德兴守御武昌城。
下面这件事，俞本《纪事录》和刘辰《国初事迹》都有记载，应该也是确有其事，正史讳之。
1365年八月，太祖大肆选秀女、充宫掖，听说相国李善长手下有个叫熊义的宣使（中书省的低级官僚，相当于文书之类的八九品小吏），他的妹妹非常貌美，想纳为宫人。太祖便命都事张来释（一说是员外郎张来硕）做媒，去跟熊义母亲提及纳聘之事。这种巴结主公的事情，哪有不应允的道理，于是双方议定有关事项，熊家也收取了太祖纳聘之礼，准备择日应至宫内。这时，可能张来硕才发现了问题所在，连忙面见太祖道：“熊氏已经许配给参议杨希圣（参议中书省事，正四品，应该也是李善长的下属），如果这么明目张胆地娶之，于理似乎不妥。”太祖大怒道：“既然让你为媒，你就应该弄清楚情况，现在情况已经弄得人人皆知，你却过来向我进谏，这不是陷我于不义吗？”，便命士兵用刀敲碎了张来硕的牙齿。还追回了之前的聘礼，仍令与杨希圣为婚。杨希圣终不敢娶。
后来，参议李饮冰与杨希圣利用权力做不法勾当，李善长将事情报告给了太祖。太祖大怒，将二人脸上刺字，并道：“奸诈百端，谲诡万状，宜此刑。（这二人奸诈异常，诡计多端，阴险狡猾，花样繁多，就应该用这样的刑罚，让别人都知道他们是这样的人。）”将李饮冰的双乳割去，痛苦地死去；将杨希圣的鼻子挖掉，发配到淮安做劳役。杨希圣的哥哥就是杨宪，后来也因为与廖永忠一起结为党羽，为不法事而被杀。
其实，张来硕也算了是比较冤枉的，这种已经聘为他人为妇的事情，如果当事人不说，其他人如何得知。既然知道了这件事情，如果不马上向太祖汇报，引发了更为严重的后果，更是死不足矣了。
关键是，这个张来硕不应自作聪明，效仿魏征之谏唐太宗故事。
话说贞观二年，隋通事舍人郑仁基有女年十六七，容色绝姝，当时莫及。太宗乃聘为充华，诏书已出，策使未发。魏征闻其已许嫁陆氏，方遽进而言曰：“郑氏之女，久已许人，陛下取之不疑，无所顾问，播之四海，岂为民父母之道乎？”太宗闻之大惊，手诏答之，深自克责，遂停策使，乃令女还旧夫。
实际上，太祖对于贞观时期君臣之间那种君为明君、臣为直臣相得益彰的情形非常向往。那为何同样的事情，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呢？
第一，明太祖和唐太宗在出身上有差异的，导致了性格上也多有不同。唐太宗更为雍容豁达，明太祖则自恃清高但内心对于自己的出身颇有芥蒂。所以，有些事情唐太宗能接受，明太祖未必能接受。
第二，张来硕和魏征的差距是明显的，魏征是太子李建成的旧部，唐太宗有意向全体臣民树立的榜样，表示他任人唯贤。张来硕，不过是一个低级小官吏，根本拿不到台面去说事儿。
第三，这件事儿，张来硕办得不怎么地道。太祖要纳妾，首先一点，要保证家世清白，没有不良的影响。是否嫁人，当然是要第一时间掌握并及时向太祖汇报。没有立即掌握也就算了，了解到情况之后，应该第一时间向太祖认错，领一个失察之罪，以挽回太祖做出的不当决策。反而是雪上加霜，以一个劝谏者的角色入场，让太祖不要将错误继续下去，把这件事情做实为太祖故意为之，陷其于不义。这不揍你揍谁？
其实，在女色方面，太祖是有过挣扎的，一开始也是有决心、有信心以圣人之心对待女色的。
1358年十二月，太祖亲征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下令赈济贫民、禁酒，选家庭富裕的子弟担任寝宫卫士。侄男子（可能是朱文正）进女子一人，约二十岁，能作诗。太祖曰：“我取天下，岂以女色为心，诛之于市，以绝进献。”
当时，豪杰并起，天下未定，太祖想要以此明志，本是无可厚非，但是这女子毕竟是无辜的，无凭无据，就因为别人长得美，红颜祸水的缘故，将其斩杀，太过残忍、武断了。如果将进献之人斩杀，也比这个结果好。
巧合的是，同一时间。太祖攻克婺州后，派刘辰（《国初事迹》的作者）带着太祖的书信，劝说方国珍归降。刘辰到达庆元后，方国珍觉得自己作为东道主，应该有所表示，于是派人将精心打扮过的两个美丽歌姬呈送刘辰，让他转交太祖，不料被刘辰怒斥而退之。
有时候，你越是对外宣称反对什么，别人就越是要将这物事送给你，真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天日昭昭，有些事情是掩饰不了。
所以才会有：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饱暖而思淫欲也。1357年七月，元帅韦德成（俞本上司韦正的义父，故此俞本对此事愤愤不平，记录之）随邵肆攻占宁国府的时候，战死沙场。韦德成的妻子十分貌美，太祖见了十分倾慕，据将她移居后庭。两人通好之后生了个一个儿子，取名叫朱生。有人就劝谏道：“您这私通别人妻子本就是件不道德上不了台面的事情，何况这还是在战场上为您打仗而死的部将的妻子，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有损您的英明，也会寒了将士们的心。大家在前线为您卖命，您却惦记着人家的妻子，这确实说不过去。”于是，太祖便将韦德成的妻子许配给总管胡汝名，朱生也随他母亲一切到胡家。并且让（韦）德成义子韦正承袭他的官职，担任元帅，仍然率领韦德成原先的本部人马。
1360年闰五月的龙湾之战之后，太祖听说濠州胡家有女守寡，太祖欲纳之，其母不从。后闻随军在淮安，不曾适人，太祖遣人以书达平章赵君用，请求之。君用以胡氏同其母送至，太祖纳之，立为胡妃。
这种母女通吃的场面，唉，不忍直视之也。
同时，太祖又听说青军马元帅过房得常州孙府判女为女，太祖纳之，有宠，为妃。后访得妃兄孙伯英在卫州，差贵赤老张起取到京。太祖大悦，赐以金银段疋，令龙湾关把关。不久除断事官，升河南行省参政，任太仆寺卿。妃卒，令守妃坟，以事累死之。
这郭妃的两个哥哥可了不得，皆以战力超群、忠勇异常而获封侯，就是郭英、郭兴兄弟。
1361年底，（胡）美（即胡廷瑞，避太祖讳，改名胡美）不受（陈）友谅节制，带着投降书以及城内的图书典册，驾着船只从水路而来，向太祖请降。太祖觉得胡廷瑞的诚意非常可嘉，自己也亲率艨艟战船到城中接见胡廷瑞。两人一见如故（是不是以为他们的名字当中都有瑞字，故此惺惺相惜）。胡廷瑞将自己的女儿先给太祖作为姬妾，和太祖成为了翁婿之亲。
同样，太祖对女色的使用并没有投入什么实质的感情，主要的功能：一是满足自己的业余爱好；二是出于人类对于美好事物向往的本能；三是传宗接代；四是彰显男性魅力和实力。如此等等。
所以，在得到的时候固然是有欣喜和满足，但是，失去的时候应该不会感到太过悲伤、难过。因为，作为他这样的层级的人物来说，来的容易，去的容易。
1384年，太祖怀疑锦衣卫一位姓秦的指挥有秽乱后宫的事情发生，斩之。胡妃（胡廷瑞的女儿）谏之曰：“深宫严禁，安有此事？”太祖盛怒，亦杀之。胡妃的父亲豫章侯胡美，命令他自杀，胡妃的兄弟全部处斩于玄津桥。
早在洪武十六年（即1383年）间，有男王庸、同朱都督男（即朱文正之子朱守谦）、江夏侯男周骥，纠合入宫为非作歹。后来，太祖发布诏书道：“豫章侯胡美，长女入宫，贵居妃位。本人二次入乱宫禁，初被阉人赚入，明知不可，次又复入。且本人未入之先，阉人已将小婿并二子宫中暗行二年余。洪武十七年（即1384年）事觉，子、婿刑死，本人赐以自尽，杀身亡家，姓氏俱没。”
后宫，是每个男人的禁脔。一些跳梁小丑，也敢染指、捋虎须，不是找死吗？
那个胡妃，这个时候就应该将自己撇清，怎么能糊涂到说出“深宫严禁，安有此事？”这种糊涂话，这不是欲盖弥彰吗？看来，明朝开国前后，宫廷斗争还没有激烈到一定的地步，否则这样的智商，恐怕难以撑上一集。当然，也不排除这件事是有人含沙射影、栽赃陷害、借题发挥、借刀杀人。但是，作为皇帝，盛怒之下，在没有得到确凿的正确的情况下，如此草率杀掉自己的妃子，也实在是太过冷血。
02太祖太保：太祖的义子们
和彭莹玉喜欢将他的弟子取名为“普”字辈一样，太祖喜欢将他的干儿子们取名为“文”辈。明史中，凡是姓朱中间带“文”字的人，百分之九十是太祖的义子。
历史上，很多人都有收义子的习惯。比如，隋朝靠山王杨林手下的太保们，比如李克用的十三太保：大太保李嗣源、二太保李嗣昭、三太保李存勖、四太保李存信、五太保李存进、六太保李嗣本、七太保李嗣恩、八太保李存璋、九太保李存审、十太保李存贤、十一太保史敬思、十二太保康君立、十三太保李存孝，因皆被封为太保而得名，有时也特指第十三义子李存孝。除三太保李存勖外，其他十二人都是养子。
据史书记载，太祖共计收了十个养子（实际上可能还不止这个数字，有的人也未见史书）：保儿、周舍、道舍、柴舍、马儿、金刚奴、也先、买驴、真童、泼儿。后令归宗。
从这短短几个字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太祖的高明之处。收养子当然是为了打仗，义子们与自己同出一体，攻城必然用心，守城也肯定尽力。
太祖于国初以所克城池专用义子作心腹，与将官同守。如得镇江，用周舍；得宣州，用道舍；得徽州，用王驸马；得严州，用保儿；得婺州，用马儿；得处州，用柴舍、真童；得衢州，用金刚奴、也先；得广信，用周舍，即沐英也。
目前有确切史料记载的太祖义子有：
保儿，朱文忠，李文忠，太祖甥也。
周舍，朱文英，沐英。
道舍，朱文辉，何文辉。
柴舍，朱文刚。
马儿，徐司马。
另外，等到他们成人之后，或者有了一定的功劳和社会地位，令其改换姓名，认祖归宗，名义上是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族体系中，光耀自己的门庭。实际上，就是消除他们作为太祖养子的影响，避免尾大不掉。
毕竟，自己的江山是要传给亲儿子的，干儿子再好，那也不是自己的血脉啊。这些义子作战都比较勇猛，将来如果和亲儿子们分庭抗礼，甚至有意图不轨之意，那真的是哭都来不及。
所以说，太祖真的是太祖，算无遗策，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义子义子，不得好死。
太祖的义子，称之为“炮灰”一点儿也不过分。他们的生活简单而紧张，充斥着战争、鲜血、死亡、愤怒、恐惧。且看：
朱文逊，太祖养子。国初从太祖平定江左郡邑，累次都有战功，年轻很轻的时候，就已经授予元帅之职了。1359年八月，太祖因为无为州靠近南京，而又没有归附，对南京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于是，名朱文逊与元帅秦友谅率兵全力进攻，成功攻克。随后，又命朱文逊守太平府。1360年闰五月初一，陈友谅挟天子（徐寿辉）东下，攻击太平府。守将江南行枢密院判官花云（猛将中的猛将啊）率麾下三千余人接阵迎战，元帅朱文逊战死。
太祖是至正十二年（即1352年，时年25岁，周岁应该是24岁）加入郭子兴的部队。1354年七月朱文正、李文忠、沐英先后来投。这三个人放在一起叙述，应该是时间差别不大。这时沐英只有十岁，李文忠十四岁，朱文正十八岁。平定江左（江东）也就是渡江之战发生在1355年六月，这样推断朱文逊被收为义子，应当差不多在1354年七月和1355年六月之间，这时朱文逊已经跟随太祖进行战斗了，说明朱文逊年龄不会太小，当然也不能再大于朱文正，否则，太祖认这个义子就有点不合适了。所以，推算而来，朱文逊的年龄和朱文刚应该差不多，此时大概是在十六岁左右。
十六岁的年龄，在元末已经算是成人了。所以，跟随太祖征战应该也是正常的事情。
这样看来，除了李文忠、沐英等，是由马皇后以监护人的身份，实际领养外，其他人不过是太祖为了巩固自己的军事地位，提高自己在军事集团中的影响力，而采取的一种拉拢的手段而已。通过这种名义上拟制的亲属关系，让部下更加卖力地为他征战。
朱文刚，太祖养子也，赐姓朱，小字柴舍。国初，跟随太祖平定江左，有功被授予元帅之职。1359年十一月，太祖部队攻克了处州（今浙江丽水），七个周边县城都顺利拿下。太祖考虑处州郡县很多，需要照顾周全，使相互之间能够彼此策应。于是，命院判耿再成与朱文刚同守之。政治为之一新，军民心悦诚服。1362年二月十一，处州（今浙江省丽水市）苗帅李祐之、贺仁德，遥遥呼应金华府蒋英等人的作乱行动，相继发动部卒进行反政府叛乱。耿再成与朱文刚闻变后，来不及整顿部队去杀敌。耿再成甚至连兵器都来不及取，匆匆上马挥动佩剑杀贼，贺、李等人遂杀死了耿再成，朱文刚也同时遇害。追赠为镇国将军，附祭功臣庙。
同时，殉职的还有总制孙炎、知府王道同。
在这次战死的人当中，太祖最痛惜的并不是他的这位义子，而是院判耿再成和总制孙炎。
当然，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耿再成和孙炎的官职较高，且个人能力显然也是比较强的。在太祖的军事集团中起到的作用也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
再成字得甫，泗州五河县人。从上渡江，多著劳绩，自偏裨擢居帅职，出镇滁州、扬州，迁长兴，以功升枢密院判官，守处州。至是，祐之等叛，再成方与客饭，闻乱，即上马收兵，不及迎贼，骂曰：贼奴，国家何负汝，乃敢反！贼将直前剌再成，中颈死。胡深等收其尸稿葬之。事闻，上嗟惋不已，立庙以祀。后复以衣冠改葬于金陵聚宝山，追封高阳郡公，擢其子天璧为官。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长身，跛一足，于书无所不读，善辩论，长于歌诗。上取金陵，开江南行省，闻炎名，召见与语。炎陈元运将终，劝上延揽英才，以图大业。上甚悦，辟为掾。每问以事，所谋多合上意。从征浙东，以劳擢池州同知，寻升为知府，召为分省都事。会处州降，命炎为处州总制，凡钱谷兵马之事，悉委之署授官。省符虚其职名付炎，听自辟任。炎入处州，时城外七里即贼营，桀黠之徒不奉约束，炎措置有方，境内皆服。既而变作，炎被执，幽空室中，贼卒环守之，胁炎降，炎不屈。贺仁得以炙鴈斗酒馈炎，炎不受，大骂曰：今日乃为鼠辈所困，然我死，死为主，尔反复贼死，狗且不食。守卒怒，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绮裘，乃主赐我者，吾当服以死。贼遂害之，年三十余。后追封丹阳县男，塑像于耿再成祠。道同初为中书省宣使，寻为帐前总管，除义乌知县，升知处州府。至是为贺仁得所逼，不屈而死。后赠大中大夫、轻车都尉，追封太原郡侯。
所以说，除了朱文正、李文忠与太祖有真正的血缘关系，沐英、何文辉为太祖立下汗马功劳，独得恩宠外，其他的义子，几乎都是太祖攻城略地的棋子，义子关系是增进感情、笼络人心、激励将士的一种纽带，真正意义上的感情，还是建立在扎扎实实的功勋上，一无是处的儿子，永远比不上战功赫赫的将军。比如徐达，比如常遇春，比如胡大海，他们才是帝国的脊梁，大明的柱国。
徐司马，字从政，扬州人，小字马儿。元朝末年，兵荒马乱，年仅九岁，父母双亡，无依无靠。太祖怜惜他，收为养子，赐姓朱氏。等到长大的时候，便随侍在太祖左右。
建国之前，所有攻打下来的城池，多以养子作为心腹，与其他将官一起守城。1358年十二月，太祖亲自率领部队攻取婺州（今浙江金华）。1359年班师回南京，留常遇春守御婺州，以徐司马为元帅配合常遇春守之。由于工作勤勉、调度有方、爱惜军民，所以，徐司马在军民心中颇有威望。
1367年，授金华卫指挥同知。
1368年，随同副将军李文忠北征，擒拿住元朝的宗王庆生。升为杭州卫指挥使，稍后就提升为都指挥使，便使其恢复徐姓。
1376年，调到河南镇守。当时，太祖正在兴建北京于汴梁（河南开封），为帝国头号重地。太祖一向非常器重徐司马，便委派他来镇守此地。
三月，命宋国公冯胜往河南训练士兵，以佐征讨之用。四月，太祖派使者持敕书告诉冯胜道：“今上天有天象示警，地点就在大梁（即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你要日夜加强警戒，巩固王城（此地为太祖之子周王朱橚的封地，故谓之王城）城池内外护卫防御，密切关注部队动向，严格加强军事训练，确保随时可以调用作战，时刻做好准备。王府的马匹，不要让他们在远处放牧，要命令两个士兵守护一匹马，士兵要用最精锐者担当。一旦发生异常状况，立即派人乘马来报。你将我的话告诉都指挥马儿（徐司马），就说天象屡现，不可不引起警觉。大梁城军民混杂而居，要安抚到位，和谐相处，不能横生枝节。今秦王、晋王还京，要选拔精锐将士，严密守护、宿卫警戒。两王到大梁时，如果是宋国公冯胜出迎，则都指挥徐司马守城，反之徐司马出迎的话，就冯胜守城。迎接两王时，以三分之一的军士跟随即可。其余三分之二的军士全部要守城待命。你要日夜谨慎小心，不要松懈玩忽职守。”
因为当时冯胜为驻守汴梁的最高军事长官，太祖没有可能绕过冯胜直接下敕书给徐司马，但是从敕书中依然可以看出，太祖将徐司马放在与冯胜同等重要的位置看待。敕书中甚至只称官职而不称姓名，称姓名时也称其小名，足见倚重和喜爱。
1386年，到南京向太祖觐见述职，便被擢升为中军都督府佥事。
1392年，以左副总兵跟随蓝玉讨征伐建昌，讨伐越巂（这两个地方在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境内，元朝时越巂隶属云南行中书省建昌路，现在称之为越西县）。
1393年正月，还至成都卒。
因为这次征讨和蓝玉搭档，故此，被追坐蓝玉党，两个儿子皆获罪。典型的用过就丢的“兔死狗烹”逻辑。
徐司马，虽然名字起得非常军事化，但实际上是个文学青年。《明史》说他好文学，性格谦逊仁厚，所到之处对待士兵非常友好、为士兵考虑周到，体察士兵疾苦，时长到基层军官中进行访谈，甚得众心。在河南驻军日久，尤其是有非常良好的政绩。公务之余回到居所，犹如陋室贫寒如洗。史书评价他虽然战功不如何文辉，但是为人的涵养和气量比何文辉好，两人并称“贤将”。
03太祖的道德洁癖
危素，一个一着不慎、导致了名节不保，竟然被太祖一辈子看不起。
如前文的宋伯颜不花，因为被捕后投降，则其一生被太祖定在耻辱柱上。
夏四月，以危素为翰林侍读学士，已，谪素居和州。素居弘文馆，一日，上御东阁，闻履声橐橐，上问为谁，对曰：“老臣危素。”上曰：“是尔耶！朕将谓文天祥耳。”素惶惧顿首。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阙庙去！”遂有是谪。素俞年卒。
这里，说一说太祖为什么要让危素去守余阙的庙呢？我们先来一起追思余阙的光辉史。
1358年正月，陈友谅攻占安庆（今安徽省安庆市），这里是太湖与长江交汇口，兵家必争之地。所以，陈友谅势在必得，派大兵压境。安庆被攻克时，元淮南行中书省左丞（相当于今副省级职务）余阙殉难。
先是，余阙固守安庆，倚靠小孤山为屏障，在陆路狙战，同时，命义兵元帅伯颜统水军坚守水寨。陈友谅自长江上游带领部队顺水推舟而下，直捣安庆府，伯颜的水军与之大战了四天四夜，终于不敌陈友谅水军，败退而下。敌人顺势追至安庆城门下。余阙调兵遣将，分别守住东、西二门，并且挑选精兵强将充当敢死队，拼命奋力杀贼，大败陈友谅的部队。
陈友谅的部队长官大怒，于是用树木竖起塔楼，高与城墙齐平。分派兵将采取车轮战，轮流攻击骚扰，昼夜不停歇，城内守军得不到休息。
而且，陈友谅的增援部队也陆续到达。此时，“双刀赵”赵普胜率军攻东门，陈友谅亲自带领部队攻西门，上饶过来的祝寇率军攻南门，四面八方，像蚂蚁一样蜂拥而至。
余阙徒步而行，手持长戈，身先士卒，分遣部将在东西二门督战，自己固守小孤山孤军血战，斩首无数，他自己也身中十多处创伤。
日上中天，中午时刻，城池被攻陷，大火四处蔓延。余阙知道已经大势已去，颓势已然不可挽回，于是引刀自刎，身体堕入清水塘中。
余阙妻子耶卜氏，子余德生，女儿余福童，都跳井而死，誓死不与贼共存。被火烧死者有千余人。
余阙号令严明，与部下同甘共苦。但是稍有违反军令者，必斩之示众。曾经因为生病不能履行职务，将士们都求告苍天，愿意以身代之，余阙强撑着穿起衣服而出。曾有一次出战，箭矢、流石像雨点一样射过来，士卒用盾护住余阙，余阙却拒绝道：“我的命是命，你们的命也是命，何以护卫我呢？”手下士兵反而更加用命地保护他。
兵事之余，余阙很注重学问，闲暇中就为《周易》做注解。带领诸生进入学府讲解经学，让军事们也在门外听讲，使他们知道尊君亲上的道义。余阙的做法非常有良将之风。
朝廷有意向将其延揽入翰林院，余阙以国事艰难、举步维艰为由拒绝了，坚辞不往（是希望能在地方军职岗位上多为国家纾难解困）。其忠君爱国之心，大概是天生就已经注定了的。
元朝廷听说了这件事，追封淮南江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豳国公，谥号为忠宣。
1367年十月初八，太祖发布敕令给礼部官员道：“自古忠臣义士，舍生取义，身没名存，垂训于天下。若元右丞余阙，守安庆，屹然当南北之冲（朝廷让他去翰林院，他觉得国家出于生死存亡之际，不能身退以自保，当为国之先锋），援绝力穷，举家皆死，节气凛然。又，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总管李黼，身守孤城，力抗强敌。临难死义，与阙同辙（与余阙是一样一样的啊）。褒崇前代忠义，所以厉风俗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岁时祀之（让有关部门建立祠堂绘制肖像，每年定期进行祭祀，以形成学习先进、弘扬先进、争做先进的浓厚氛围）。
1361年，太祖发出要攻取南昌的召谕，当时守卫南昌城的是陈友谅伪汉政权的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听说陈友谅被打败，胡廷瑞的内心非常惶恐。十二月廿二，胡廷瑞和行省平章祝宗派遣使者郑仁杰到九江觐见太祖纳款（表示投诚之意），并且带来了一封非常有诚意的请降书，最后也委婉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要求：“但所领将校久居部曲，人情相安，恐既降而以此辈属之他人，则非所愿，故预陈本意。”大概意思就是，我带领的将校一直在我的麾下，结下了身后的革命友谊和战友情谊，大家都彼此难以割舍，我非常担心我们投降了之后您把这些将校交给其他的人带领，这就有违我和兄弟们同生共死的初心，故此预先跟您请示，表达我的个人想法。
太祖听了郑仁杰的这段话之后非常不痛快，心想：你一个摇尾乞怜的投降之人，要饭的还嫌粥稀，居然还敢跟我谈条件，你有这个实力吗？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你什么意思，你的部曲，要一直跟着你吗？哪有这样的事情。你真是既当又当啊，归顺我，还要保留自己的私人武装？脸上也表现出了不豫之色。
这时，刚好刘伯温就侍立太祖身边，看到这个太祖这个样子，就用脚踢了踢太祖做的椅子，意思是，这个时候条件可以随便开没关系，到了我们手里之后，还不是我们说了算吗？太祖马上就醒悟了，感觉自己太不成熟了，处理这件事情，太沉不住气了，还不如人家牛鼻子刘伯温呢。惭愧惭愧。于是，回复了一封言辞恳切、语气温和、极具感情的信：“郑仁杰至，言足下有效顺之诚，此足下之明达也。又恐分散所部，属之他将，此足下之过虑也。吾起兵以来，十年于兹，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审天时，料事机，不待交兵，挺然委身而来者，盖其意亦欲立功当时，垂名后世。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语契合，洞见肺腑，故尝赤心以待之，随其才而任使。兵少则益之以兵，位痹则隆之以爵，财乏则厚之以赏，初无彼此之分，此吾待将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属，使人自疑而负其来归之心哉？且以陈氏诸将观之，如赵普胜骁勇善战，以疑见聊，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建康、龙湾之役，予所获长张、梁铉、彭指挥诸人，用之如故，视吾诸将，恩均义一，无有所闻。及长张破安庆水寨，梁铉等攻江北，功绩茂著，并膺厚赏。此数人者，其自视无复生理，尚待之如此，况如足下不劳一卒以完城来归者耶？然得失之机，间不容发，足下当早为之计。又闻彼守御诸将，相持累岁，彼此之际，各怀嫌疑，不能自安。书至，宜以昔日相疑之心，一时解释，同其和好，作磊落大丈夫，岂不可以保全富贵，光荣祖宗，贻及子孙哉？若各持己见，不察事机，是非同异，焉能免祸？足下其审之。”
这个哑巴亏，太祖虽然吃了，不代表他就不想方设法找回场子。好在胡廷瑞也知道，自己提这个条件实在是属于冒险之举。但是，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兵权，无异于待宰之羔羊。如果不能保护好自己的士兵，不但以后没有会继续跟着自己，恐怕寄人篱下的日子也是不好过的。
胡廷瑞是个聪明人，知道自己如果只凭着这投诚之举，就能永远稳固自己的地位，实在是痴人说梦。便马上将自己的女儿献给了太祖当姬妾。
同时，为了表衷心，还改了自己的名字，因为太祖的字叫国瑞，所以，直接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胡美。也算是卑微到了极点，也谄媚到了极点。
即使是这样，他最终也没有躲过太祖高高举起的屠刀。
小样儿，我自己亲自带出来的嫡系，都不能放过，你一个投诚过来的二五仔，还想颐养天年，要不是看在你贡献了女儿的份上，早就宰了你。
另外一则就是一个降而复叛之人，他的下场不言而喻。
太祖克建康，获元帅者林，宥其死而复其职。不久逃至杭州。太祖曰：“林思旧主，既去，勿追。”后任广西省平章。廖永忠克广西，林来降。到京，太祖集百官数之曰：“尔元朝臣子，既失城池不死，我宥尔罪复尔职，背我而逃，且为其主也。今又失广西，分当一死，不死来降，不忠之人，岂可留之！”杀于市。
太祖这辈子，一直瞧不起陈友谅。但是，骨子里，他和陈友谅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共同点。
几乎差不多的出身，一样的造反道路，结识了一生的恩人、贵人，又亲手埋葬了这种恩情。
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造反者，却始终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造反。心中的执念依然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
所以，一切背叛者，从提交投诚书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刻上了“叛徒”的烙印，这个烙印，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淡、变浅，而是永远地刻在内心的深处，甩脱不掉，不死不休。
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闰七月，太祖率部将攻入大都，危素感到国破家亡，欲跳井自杀，但被他的诗友以“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史也”为由劝止。当太祖兵士要进史库时，危素急告镇抚吴勉，使《元实录》得以保存。
所以，像危素这样的文人，本身危害性不大，态度也比较诚恳，做事也兢兢业业，太祖也不会过分地为难他，只是让他去余阙的神像前忏悔自己的失节。也只能怪危素的运气也确实不好，但凡遇到个尊重文人的领袖，都不至于干出这种事，本来确实是要舍生取义的，无奈自己名气太大，史学知识太过丰富，恰好被人拦住，而且这人也确实讲得话很有道理，作为一个有正义感更兼具使命感的文人，始终有一种司马迁式的“要将史实流传后世”的至高情怀勉励自己前行的力量，鞭策着他、促使着他必须要苟活于人世，传道、授业、解惑之。
对于他们，太祖也有一丝敬畏之心，不会将事情做得太绝。
但是，你们这些有过功勋的武将，曾经许下今生永不放弃的诺言誓死守护成吉思汗疆土的将军们，你们临阵变节，罪无可恕。
胡廷瑞，朱亮祖，宋伯颜不花，你们注定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洗白。
04术士和权谋的结合：屠戮功臣的锅谁来背
《俞本·纪事录》记载：1360年十一月，太祖军攻克饶州（今江西省上饶市）、兴国（今江西省兴国县）。张天师张中拜见太祖，秘密向太祖讲述道术之奥妙，太祖为其言所惑，诛杀屠戮文武诸臣从此便开始了。
对此，张中和张天师明确表示不背这个锅。
而且，《纪事录》出版者张大同（难道是张天师的后人？）对于俞本的说法嗤之以鼻道：“太祖英断，出于天授。诸臣被诛，必由自取。乃本（俞本）据讹传，而曰道术可惑。此管窥之见也。”翻译过来就是说：我明太祖英明神武、坚毅果断，纯粹是出于上天的授予。文臣群臣被诛杀的原因，必是咎由自取、自取其祸。这俞本以讹传讹，凭空臆测，而乱说是太祖被道术所欺骗。真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小人之见也。
据考证，张中并不是张天师，而张天师也有不同年代的张天师。好在张中和张天师，宋濂都很熟悉。可能是宋大学士的知名度太高了，就连这些自诩为天师、地灵一类的传奇人物，死了都想让他写墓志铭。
不知道，宋学士是不是也为了自己的墓志铭让谁写，而感到纠结呢。
据《明史·张中传》，张中，字景华，人称“铁冠子”（明教五散人之一铁冠道人），也就是后面提到的“张铁冠”是也。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也。年轻时，年少时参加会试落第，便寄情山水，四处游荡，寻访名师，游历天下。遇到了一位不世出的风尘异人，传授他太极阴阳命数学术，听说是非常厉害，上可知五百年，下可知五百年，与人看相，谈及祸福因果，都很灵验。
1362年正月，太祖率师攻克豫章（亦称洪都、南昌），御史大夫邓愈在太祖左右服侍，一方面由于太祖求贤若渴，另一方面他也比较佩服张中的为人，于是就将张中推荐给了太祖。太祖闻之，立即命使者去召集张中，予以赐座，问他“：我攻下豫章，兵不血刃，这里的人岂不是得到了休息？”张中回答说：“不然，此地早晚会发生流血事件，庐舍将被烧尽，铁柱观会只存留一殿。”不久，指挥康泰叛乱，果如张中所预言。
又不久，张中又预言国内大臣会有不轨行为，应加惕防。1362年七月十三，平章邵荣、参政赵继在北门称兵作乱，事发被诛。
1363年五月，太祖祭祀山川百神，在覆舟山下，问张中此行祭祀情况如何。张中回答说：“吉，天马两重。看起来像是在拜，又像是在跳舞，祭祀结束后马突然像人一样站立，做出跳舞的样子。然后又低下头，像是在拜。”就在那天，中原地区献上了名马，果然符合“两重”的说法。
后来，张中说省署会有震惊，城里一片混乱，不久忠勤楼发生火灾，楼靠近省署，内外都很恐慌。
1363年七月，陈友谅围南昌三月，太祖出兵讨伐，召张中问战争结果如何。中说：“五十日当大胜，亥子日俘获其主帅。”太祖命他随行，船到孤山，无风不能进。张中以洞玄法祭之，风大作，船顺利到鄱阳。与陈友谅大战于湖中，常遇春孤舟深入，被敌舰重重包围，大家都很忧虑。张中说：“不要担心，亥时当自会出围。”其后果然。连战大捷，友谅中箭身亡，其众五万人悉降。从太祖出兵到受降，刚好是五十天。南昌被围，太祖问何日解围，张中说“七月丙戌”。战报至，乙酉日南昌解围，这是因为术官的历法推算差错一日，实际上是丙戌。其占卜如此之灵验。
当时，太祖与陈友谅对峙，命道人张中观察气象来决定吉凶。
张铁冠大笑贺上曰：友谅死矣。上笑曰：无妄言。复戏铁冠曰：缚汝于水滨以俟。乃遣乐人具牲酒往祭友谅，以觇其死生，且曰：如其生，往者必返；若不返，其死必矣。已而往者俱被杀。未几，有降卒来奔，言友谅在别舸中流矢贯睛及颅而死。
一天，梁国公蓝玉带着酒去拜访张中，他穿着野服出来迎接，蓝玉不高兴，对他说：“脚穿芒鞋迎接客人，你太无礼了。”道人随即用他手中的杯子回应说：“手执椰瓢作盏，尊前不忠。”因为他已经预知蓝玉将会叛乱。
铁冠道人张中虽然能预卜未来，但是，从来都没有透漏过要将功臣屠戮殆尽的心思，何况，太祖本性刚毅，不可能因为一个术士的言论，就大肆诛杀，除非有些人威胁到了他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