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杀降和优待俘虏的辩驳：文字中透出的戾气
大凡君主，都是喜怒无常的。这种性格或者说是习惯，有些是天生的，有的确实后天培养的。但是，从宿命论的角度来看，绝大部分的原因，还是先天存在的。只不过，后天的环境，导致了这种性格两个极端的切换，变得更加频繁而又流畅。
而且，权力的无限扩大，导致了性格的加速异化。
就像蔺相如对秦王说的那样：天子之怒，浮尸百万，流血千里。布衣之怒，流血五步，天下缟素。
我们平头老百姓发脾气，不过是把对方骂一顿，最多打两下。但是，天子盛怒之下，就会剥夺一个人，甚至很多人的性命。因为他有这个权力。所以，权力是很可怕的东西，不受控制的权力更可怕。
人会改变自己，获得权力。权力更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在正史上，明太祖一直是以一个从谏如流、优待俘虏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但是，一些野史，却又将一个精于算计、刻薄寡恩、嗜杀如命的大反派形象刻画了出来。让读者难辨真伪。我们还是通过历史来剖析人物，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下，太祖皇帝是个怎样一个人？
杀人魔还是救世主，我们来还原一个真实的太祖。
01伟光正的说教
常遇春的忠诚、勇敢、谋略等，都一直为太祖所喜，而且常遇春别看长得五大三粗，却是一个非常懂得察言观色，深得帝心的人，他在很多场合，都能配合太祖进行看似本色的出演，由此，太祖非常喜爱常遇春。
就像是在处死邵荣之前，太祖假意询问常遇春，问道：“邵荣跟我同出濠州，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虽然他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但是我还想给他一次机会，而且从感情上，我是实在不忍心向昔日的亲密战友挥动冰冷的屠刀，请问，你怎么看？”
常遇春义正言辞地回答道：“你的兄弟也不只邵荣一个，我们也是你的兄弟，他这次的错误，针对的也不是你一个人，我们一向奉你为主，这次他谋逆没有成功，万一成功了，恐怕连我们这些忠诚于你的人，也会被他干掉。他现在失败了，落在我们手里，我们还想着放了他。换过来，如果是我们落在他的手里，他会放过我们吗？而且，你能保障他以后就不会再起异心吗？如果连背叛你的人，都可以放过，那我们的忠诚又算是什么呢？”
不知道，这场演出，是经过精心的彩排，还只是惯于表演的他们即兴的发挥，总之，这就是一场精彩的双口相声，一个好的逗哏，还有一个表现出色的捧哏。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智勇双全、智商情商都在线的高级将领、忠诚下属，太祖还是有两点不满意，不得不经常提醒他。
一是，喜欢厮杀。常遇春作为主帅，却经常喜欢像普通士卒一样，商场厮杀。经常受伤不说，最让人担心的是，战场上主帅的缺位，直接会影响一场战争的成败。
二是，喜欢杀降。其实这两个习惯，都是由于一种原因造成的，通过暴力带来的生理和心理的极度满足。说白了，就是心理变态。项羽是这样的人物，白起也是。
这两个习惯，本来也没什么，军人嘛，都是要逞匹夫之勇，有斗志才有战斗力。带领兵士，也是需要这种勇猛向前、不畏强敌的气势。
但是，作为一个想要成就千秋皇图霸业的太祖来说，他不仅要大胜仗，还要得人心，所以，这两点都不是他喜欢的。尤其是杀降，这个是战争的大忌，不仅不能打击到对手，反而会激怒敌人。反正投降也是死，那还不如拼死反抗呢。
太祖几乎是在每场战斗的开始，都会交代一番。
每场战斗的结束，也会勉励或者申斥一番。
1355年三月，太祖欲攻击镇江，任命徐达为大将军，委以重任，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尝妄杀。卿宜体吾心，戒辑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杀戮。有犯命者，处以军法，纵者罚毋赦！”
看起来，颜色俱厉、咬牙切齿。但是，细细琢磨，还是有一些值得推敲的内容。也不是刻意吹毛求疵，但是，很多时候，判断事物的标准界限本就模糊，口径不一，导致引发的后果也是不一样。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做，结果不一样。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人，在不同的时间里，做得也不一样。帝王之心，不可以常人度之。揣测上意，才能在恰当的时间，做恰当的事情。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在那个乱世的生存之道。
上文中，出征前，太祖对徐达语重心长地做了一番饱含正义的劝诫，一方面可以称之为例行公事，另一方面，又是着重强调，先不说徐达大将军是否能不折不扣地执行，毕竟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再说，大将军能不能保证所有的部下，都能按此行事。更进一步说，在行军打仗过程中，情况瞬息万变，降将降兵的心里极其敏感，稍有异动，即会产生严重后果。如何处置，不仅是考验一个将领的战斗力，更多的还是把握和处置突发情况的综合能力。
太祖说他起兵以来，从来没有妄杀一人，这是很值得推敲的，妄杀这个妄字，是个主观用词，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概念，每个人的评判标准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词所引申出来的概念，有很大的解释空间。
我们都知道，一个没有罚则的法律，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起码说，这种法律执行的刚性就不强。所以，太祖所谓的“戒辑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杀戮。”就一定更要依赖“有犯命者，处以军法，纵者罚毋赦！”而确保。但是，我们纵观国初的各种正史，都没有看到过太祖曾经订立、颁行过这种律法。我想，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规定的话，也就不需要三令五申来强调了。
其实，说一千道一万，言而总之、总而言之，不管多少的申斥、戒谕，都不如汉太祖的约法三章来的管用。简单明了，知晓度高，而且大家都能记得住，操作简单易行。这种简单粗暴的规章制度，特别适合文化程度不高、理解能力不强的起义军汉子们。
1360年五月，陈友谅部队袭击池州，太祖知道后，密授机宜于徐达和常遇春：你们让五千人守城，令派万人埋伏在九华山下，等敌兵接近城池，便扬旗鸣鼓，发动伏兵断绝其后路，破之必然也。果然，前后夹击，大破陈友谅部队，斩首万余级，生擒三千余人。常遇春欲尽杀之，对徐达道：“这些都是劲敌，如果不杀，后患无穷。”徐达觉得如果这件事情奏与太祖，太祖肯定是不同意杀掉的，就没有同意常遇春的建议，并且将如何处置俘虏这件事请示太祖的意思
太祖非常重视，特地派使者前往徐、常处宣布自己的意见：“马上传达各位将领，现在战争才刚刚开始，我们的功业也正在起步，切不可纵容士兵杀掠，而让天下人对我们绝望。三千精锐，请释放他们，以便今后还可以为我所用。”等使者回来的时候，常遇春已经私自开始动手诛杀俘虏，三千人杀得只剩下三百人。太祖听了这件事之后，非常不高兴。但是，由于常遇春战功显赫，战斗力超强，是位不可或缺的军事人才，所以也没有怎么追究常遇春的杀降行为，只是命令将剩余的俘虏全部释放。
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太祖一方面想获取名声和威望，明面上是禁止将领们杀降的，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也确实存在着一些主客观因素，导致这种理念很难在诸将中施行，而且由于没有罚则，将领们触犯了命令，也不能军法处置。可能，那个时候也没有哪个地方军阀会为了杀降而斩杀大奖，所以，太祖的这一主张，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其主要原因还是在太祖本人的暧昧态度。
1365年正月初十，常遇春攻占赣州。守将熊天瑞光着膀子出来乞降，将自己攻占的地方全部献出。常遇春将熊天瑞送到健康，交给太祖。太祖听说常遇春攻占了赣州却不杀俘虏，大喜过望，特地派使者褒奖他，道：“我听说仁者之师即使战斗力天下无大，但是如果没有仁者之将也是做不到战胜敌人的。今天将军能够破敌而不杀之，真是上天赐将军给我是我们国家之福，也会让我们的事业不断兴旺发达。你的捷书报至我处，我非常为将军感到欢喜。就算是曹彬帮助宋太祖打下江南，也不会比将军强上几分的。将军能广宣威德，保全生灵，我深深地感到有所依赖了。”
02儒生的劝谏
儒生即知识分子，是一个时代不可或缺的阶级成分。尤其是儒家思想大行其道的封建社会，如果不能有儒生的鼓吹和造势，是不可能取得天下的，起码是没有那么快取得天下，而又能长期地稳固下来。
有一段时间，流行堪舆风水。
每一个公司，每一个老板，都恨不得，请一个风水师，将家里、公司里里外外勘查一遍，甚至将一直少有问津的祖坟，也去看看，是不是有青烟在冒腾。
一次，和几个朋友闲聊时说到此事，有一个朋友一针见血：其实不是每个人都相信堪舆风水。但是，如果一个老板要和你做生意，他是喜好风水的，看到你的门庭方位不对，你办公室的朝向不对，你房间中的陈设不符合风水学的要求，那么主观上来说，他是不愿意和你做生意的。因为你的风水不对，做生意是要赔钱的，这样的人，谁肯和你合作。
同样的道理，天下人都觉得儒家思想是唯一的合法道统。那么，你若是想要争夺天下，并且要稳居天下，必须要有儒家思想支撑，这就离不开儒生们的支持和帮助。
在很多场合，儒生给太祖的建议都出奇的一致：少杀人。
猜测可能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全天下造反的人，都喜欢杀人，甚至有的起义军以杀人为乐。因为，在人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恶魔，它是人性中最黑暗一面的混合物，有淫乱、嗜杀、自私等等组合而成。他们在治世，或者是受到很好地得到控制之时，并不会被激发。但是，战争、饥饿、压迫等等，这些极端事件，让人的生死受到极限的挑战之时，内心的魔鬼就会被释放，人性就会被泯灭。二是造反是一件危险性极其巨大的危险活动，两军交战时，必须要用最快的速度，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那就需要有一种集体意识，为了胜利，必须要快速地整建制地杀死对方。三是补给原因。战争年代，物质条件非常匮乏，在自己的控制区内尚未形成一定的生产能力，以足够补给战争需要的时候，部队一方面要靠掠夺来补充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还要给予俘虏必要的饮食，这是非常致命的。
我们今天在丰衣足食的时候，在凉风习习的空调房里讨论着，何必杀降的问题。这是无法客观地对这一问题进行有效的分析。
所以，作为一个统帅，需要做出“缴枪不杀”的承诺，是一件非常难以办到的事情。
儒生们并非都是“百无一用”的书生，他们熟知历史，熟知人心，所以，他们中的精英是能够了解一个军事统帅成长为一个政治统帅，并最终取得全面胜利的各种必要条件中，不可或缺的是收买人心。
1355年二月，由于起义军的兵士素质都不高，一些旧有的坏习气在军中已经是习以为常、司空见惯。所以，范常就向太祖建议道：“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攻取了一座城池，却让这座城中的都肝脑涂地（字面意思，就是被杀死以后，心肝和脑浆都洒在他们自己深爱着的曾经安详生活的这片土地上，让人们不停地践踏，直至一切消弭于无形），怎么能成大事？”
于是，太祖切责诸将，悉搜军民所掠妇女还其家，民大悦。
这也说明了，在之前的部队攻城后，烧杀抢掠的事情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别人的起义军在做，太祖的部队也在做，本就是习以为常了。但是，掠夺的妇女还归人家，还能保持住贞洁吗，他们的家庭在本就已经贫瘠不堪的情况下，又会掀起怎样的波澜呢？已经杀死的人呢，他们只能在黄土下面不见天日，或者的亲属只能日夜哭泣，在无尽的思念中，痛苦地活着。天灾人祸，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痛恨这个世界却又无可奈何吗？
1355年六月初三丁巳，太祖召见了刚刚寻访到的名士陶安、李习，和他们一起探讨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发展趋势，并且就相互关心的话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当太祖提到如何能够在群雄并起中杀出一条血路时，陶安接过太祖的话题，建言献策道：“方今四海鼎沸，豪杰并争，攻城屠邑，互相雄长，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时，非有拨乱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众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以此顺天应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太祖听了之后，对陶安的话表示非常赞同，道：“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足下以为如何？”陶安道：“金陵古帝王之都，龙蟠虎踞，限以长江之险，若取而有之，据其形胜，出兵以临四方，则何向不克。”陶安的话与太祖不谋而合，双方表现出对未来局势的关切，和对统一大业的信心。如此，太祖更加礼遇陶安，每次遇到事情多和陶安商量。
1358年十一月，太祖召见儒士唐仲实，问道：“汉高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平一天下，他们是遵循着什么样的道理才实现的呢？”很明显，那个时候太祖就树立了坚定的信念，要统一宇内、君临天下。而且，开国之主中，他也就看得上这么几个皇帝，也是个傲娇的人。
唐仲实奏对道：“这几个君主，都是因为不嗜好杀人，所以能取得天下。如今阁下英明神武，祛除天下乱纷纷的局面，未曾妄杀。然而从现如今的情况来看，人民虽然有所归处但却还不能休养生息。”太祖道：“你说的很对，我给予人民的少，耗费人民的却多，这也确实是无可奈何、情非得已，也一直在思考怎么样能让人民得以恢复生产、安居乐业，一刻也没有忘记啊。”
紧接着，曾担任元朝学士的朱升被邓愈推荐给太祖，召问朱升，给了太祖“九字真言”。这九个字成就了太祖的皇图霸业。但是，却没有不嗜杀的话语，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所以说，处在乱世，群狼环伺之下，别人恨不得杀你而后快，你却以君子自居，戒杀戒色，自居于危檐之下，最后墙倒人亡，岂不可笑？
1360年三月，刘基和章溢两大牛人到南京觐见，太祖早已闻名，召见了他们，非常开心，赐座，劳之曰：“我为天下屈四先生（四人是当时天下文人之首，分别是：刘基、宋濂、章溢、叶琛，这四人好比是刘备之得卧龙凤雏也）。”又问：“如今天下局势纷乱如麻，何时能够平定呢？”
太祖每逢读书人必问，这是敲黑板必考题啊。章溢道：“天道无常，惟德是辅，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太祖称善。
天理循环，并没有一定之规，无不变之道理，唯有遵循道德的指引，才能够获得上天的恩宠，只有不嗜好杀人的有德之君才能统一天下。”
这章溢先生真是个人才，不愧是卧龙凤雏之类的人物，一番话，挠到了太祖的痒处，不杀人正是太祖四处标榜、并区别于其他群豪的独特之处，也是他之所以看不起陈友谅、张士诚之流的骄傲之处，这傲娇的资本，如果是常遇春之类的嗷嗷莽夫说来，一点意思都没有，如果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儒士来讲，那简直是好的不要不要的。
03杀降不详、留降要防的矛盾心理
其实，作为统帅，站在全局的立场上考虑，降将降兵确实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因素，如果处置不当，其破坏是毁灭性的。但是，如果既不想留下一个杀降的污名，又不想留下一个随时会爆炸的雷，太祖实际上也是借鉴了一些古代军事家的一些做法。不过此时，已经到了平叛征讨的尾声了，其实质作用已经不大。
1367年十二月初五，太祖在写给征虏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的一封信中这样谈道：“你们两位将军统率将士，一鼓作气攻下齐、鲁数十城，这种作战成果，从古至今没有几个人能够达到，就算是韩信也不过如此。但是，时局的基本情况以及战事的现实问题，你们不可不考虑清楚。如今，山东归降的诸将，虽然都已经归附，但是你们没有将他们任何一个人送到南京，假若这些降将还保持在原来的辖区统领部队，必然是养虎为患。当年汉光武帝命令冯异平定三辅（指的是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三个地方，由于靠近都城长安，故此称之为“三辅”，辖境相当今陕西中部地区），那些原先守据营堡的降将降兵，领头的全部送到京师，下面的士兵和民众就地耕种农桑，将他们之前修建的营寨壁垒，全部拆除，人员分散居住，使他们不能再聚合在一起。古人对这方面的考虑都如此之深，请两位将军也务必深思熟虑之。
太祖考虑的看起来固然十分全面。但是，实际上是否真的要这样做，还是十分值得商榷的。因为，这些做法，从书信的内容来看，不过是一些理论性的设想，具体的操作层面根本就没有进行有效地部署和落实。
因为作为统军大将的徐达、常遇春是“管杀不管埋”，如何有效地将这些归降之人，进行有效的安置，实在不该让领军将领来考虑这些问题，太祖也许只不过是借此对外宣称一下自己对待俘虏的想法和主张而已，更多地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争取更多的人心而已。不用过于当真。
初六，宋迪从山东调查回来，报告太祖道：“都督同知张兴祖攻克山东诸郡，俘获人马数万。（张）兴祖能推诚待人，挑选降将中能力比较强、打仗水平强的，立刻让他们率领各自旧部，从军征取。”太祖道：“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听说（张）兴祖麾下降将中带兵打仗的将领有一千多人，如果一旦临敌作战，我方兵马不足以压制降将降兵，因而发生兵变叛乱，将如何处置？”于是命（宋）迪再次去告诫（张）兴祖：“今后，如果降将及官吏儒生中，觉得有才能、堪大用者，悉送到南京，勿自留也。”
作为一代雄主，太祖考虑的永远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当然，担心降军作乱，导致一些重大的军事行动受到影响，甚至可能因为不能反制降兵，导致全军覆没，也是题中之意。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太祖更为担心的是，这些手握重兵的将领，拥兵自重，形成尾大甩不掉的局面。
要知道，太祖是出身兵伍，对于这些情况是了若指掌的。他深知，这些军队的指挥权必须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里，他实施了一系列的军事机构改革，其目的就是既要发展军事力量，又要很好地掌控军事力量。
尤其是，对于出征在外的大部队，通过《部伍法》，严格地控制了部队的员额以及指挥官的官职匹配度。同时，在降将降兵的控制之外，还加了官吏儒生，要知道一个纯粹只知道打仗的将领并不值得担心，可怕的是有了儒生的辅佐，加上行政官员的支持，就会形成一个集士兵募集、士兵管理、计划制定、后勤补给供应等于一体的军政集团，这才是真正的大威胁。
所以，太祖以不能私自收留降将降兵为幌子，其实是为了更好地掌控行军部队，从而达到令出一门的目的。
这也就是说，将降将降兵押解到应天府，并不代表太祖有一副菩萨心肠：在对待俘虏的问题上，没有因为降将降兵的难以管理、难以处置，就一杀了之。
04被抹除历史记忆的杀降事件
一个人的恶，可能可以隐藏一段时间，但是，不可能隐藏一辈子。如果你觉得后来的太祖大肆屠戮功臣，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孙子顺利接班，并且稳固政权的话，个人觉得这个理由非常牵强。因为太祖非常熟悉历史，一直试图恢复唐宋荣光，唐宋都没有屠戮功臣的先例，为何到了他的手上就必须要这样做才行。收拾这些的办法很多，为什么要采取这么偏激而又后遗症极大的办法。难道当时的中国，一定是四夷皆附、玉宇澄清吗？显然，北元的力量依然不容小觑，杀光了他们，谁来挡住蒙古铁骑？
所以，有些性格，一开始就已经暴露。随着，权力越来越大，这种像是毒瘾的东西就越来越大，胃口撑开了，就无法回到过去了。
1357年五月，元帅耿炳文攻克长兴，升职为院判，命驻守长兴。张士诚派兵袭击长兴，耿炳文带领将士力战打败了他们的进攻。生擒一千余人，押解至应天府，斩之。
1959年四月，命佥院胡大海率元帅王玉等攻绍兴，军至蒋家渡，遇张士诚兵，击败之，获战船五十余艘，擒元兵，悉数屠戮之。
1359年五月廿八。太祖即将班师回南京，有张士诚部队中投降士卒五千余人，就分散在帐下各部队当中。太祖意欲派这些人留守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又担心他们叛乱谋反，想着把他们带回南京，恐怕中途会逃跑，于是将他们全部斩杀于双溪（今浙江省金华市区西部东阳江和武义江的合流处）之旁。
1362年五月，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太祖认为“南昌人喜欢诉讼打官司难以驯服，各处山寨林立，贼盗甚多，非至亲骨肉、老成持重之人莫能治之。”故此，命自己的亲侄子大都督朱文正守江西南昌，果然朱文正的手腕不是盖的，短短时间，便以摧枯拉朽般将各山各寨扫荡一空，各府山寨头目或降或叛，全部绑赴南京。太祖之前就有江西人奸猾难治的主观印象，现在又一下子抓了这么多的人，觉得这帮人首鼠两端，迟早是个祸患，尽投于水。
1364年二月，陈友谅部将知院泼张（猛将张必先）带领精兵数千人，援助湖广。太祖命徐达率领数千兵马打败了他。俘虏了一千余人。（下面就是非常残忍的一幕了。可能是为了防止逃跑，也许是为了通过这种行为来震慑守城的士兵）每四个人用已跟麻绳将头发绑在一起，用树桩固定住，再将树桩钉在鹦鹉洲上。当天夜里雨雪交加，寒风大作，到了第二天早上，已经死了过半的人。
1368年二月，（常遇春）攻东昌，遭到东昌守军顽强的抵抗，如此数日不下。大军从四面用绳梯攀援而上，攻占了东昌。因为恼怒对方的顽抗，便大肆屠戮无辜百姓，纵容部队掳掠，烧毁了房屋而去。纵观史书，太祖之军队攻城之后，以此次最为恶劣。
1368年六月，傅友德攻神顶寨，铁头张知院据险顽抗，久攻不克。傅友德选壮士攀岩而上，断绝了山寨的水源，军民饥渴难耐，七月初七，张知院被迫投降。山寨军民及家属万余人全部押送到河南行省。太祖大怒道：“寨中老幼妇孺共计万余人，你自己死则死矣，为何要将这么多人置于死地？”让农民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继续种田，士兵分散到各个卫所听候调遣。将铁头张知院等为首的数十人，全部凌迟处死在陈桥门。
作为对手，负隅顽抗不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吗？何况，断绝水源，置万人于死地的不是傅友德吗？这难道也能成为处死别人的理由？
所以，战争永远都是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杀人的理由，永远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总是就是，想你死，你就得死。
1368年八月廿日，傅友德攻怀来县大、小二寨，土人负隅顽抗，力战，不克。大军用梯子登寨，屠戮全寨。
战场上，杀降无外乎就是震慑敌人，或者是不好管理、怕生兵变，或者是节约粮食……
1369年八月十五，徐达久攻庆阳不克，城中已经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于是，徐达命令士兵挖地道而入，城中不觉，遂攻克并捉住了张思道。将所有的守将羁押，屠尽男子，纵掠妇女，将张思道绑至一百八渡，斩之。
无论是基于何种考虑，太祖并非是他自己标榜的所谓“仁者不杀”，而是结合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决定。甚至，有的时候，杀降也仅仅是为了泄私愤、释戾气。
最后，我们看一看记载于刘辰《国初事迹》中的一段话，或许从中可以体会出太祖的真正想法：
太祖渡江，或亲征，或遣将克取城池，令曰：“凡入敌境，听从稍粮。若攻城而彼抗拒，任从将士检刮，听为己物。若降，即令安民，一无所取。”如此，则人人奋力向前，攻无不取，战无不胜。
（太祖卷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