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施密特先生病重的消息，像一片阴云笼罩在林墨心头。这位仅有一面之缘的老先生，是他在这个时空里接触到的、为数不多的带有旧式普鲁士军官团气质且对他流露出善意的高层人士。他的倒下，不仅意味着一个潜在庇护者的消失，更与艾莉卡提到的“陌生人打听”联系起来，透出一股不祥的气息。
林墨强迫自己将担忧压下。他现在自身难保，无力他顾，唯一能做的就是牢牢抓住眼前的机会，用无可挑剔的工作来巩固自己岌岌可危的位置。
就在他全力投入两个预研项目，试图用繁重的计算和绘图麻痹自己时，霍夫曼工程师带来了一个既令人兴奋又让人高度紧张的消息：由于预研项目取得了“初步的、值得关注的进展”，陆军武器局决定组织一次小范围的中期进度评审会。届时，不仅瓦尔特·施佩尔博士会到场，据说还会有几位来自装甲兵部队的资深军官作为用户代表列席，甚至可能有更高层的人物旁听！
而霍夫曼指定，由林墨来负责主要的技术陈述。
“由我主讲？”林墨听到这个决定时，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这种面向军方高层和顶级技术专家的评审会，通常不都应该由资历最深的项目负责人亲自出马吗？
霍夫曼似乎看穿了他的疑虑，解释道：“施佩尔博士点名希望听到你的原始思路。而且，你对技术细节最熟悉，由你来讲解，更能体现我们工作的扎实程度。我会在一旁补充和应对其他管理层面的问题。”
他顿了顿，语气严肃地补充道：“林，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表现得好，不仅能巩固这两个项目，甚至可能为你个人赢得更多的信任和资源。但如果搞砸了…”他没有说下去，但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
压力如山般压下。这不再是小组内部讨论，而是面向决定项目生死和未来资源分配的“审判”。他那些经过小心包装的“未来理念”，将接受这个时代最顶尖大脑和最苛刻用户的直接审视。
从接到任务的那一刻起，林墨进入了近乎疯狂的工作状态。他再次扎进资料堆里，反复核对每一个数据，验证每一条计算公式。他将他准备提出的倾斜装甲抗弹理论模型和双差速转向机构的原理性草图，打磨了无数遍。
他知道，仅仅展示“是什么”是不够的，必须清晰地阐述“为什么”和“怎么实现”。他需要：
1. 极强的逻辑性：从战术需求（应对更强火力威胁、提升机动性）推导出技术指标，再引出具体方案。
2. 扎实的数据支撑：引用尽可能多的现有测试数据、材料性能参数和理论计算来佐证方案的可行性，哪怕只是理论上的。
3. 务实的阶段规划：明确强调目前只是预研（Voruntersuchung）和可行性研究（Machbarkeitsstudie），提出分阶段验证的计划，降低听众对“不切实际”的批评。
4. 规避政治雷区：绝口不提任何具体的外国装备或未来预测，只谈基于德国自身技术发展的逻辑推演和需求应对。
他几乎住在了办公室，那间小小的储物间里堆满了演算草稿。饿了就啃黑面包，困了就在绘图板上趴一会儿。艾莉卡传来的关心纸条，他也只能匆匆回复“一切安好，忙于工作”，无暇多言。
霍夫曼也没有闲着，他动用了自己的所有人脉，尽可能多地打听到了与会人员的名单和背景，包括那几位装甲兵军官的技术偏好和性格特点（比如有的更关注火力，有的更看重可靠性），并将这些信息巧妙地融入对林墨的指导中。
“古德里安将军的理念是强调速度和冲击力，所以你在讲转向机构时，要突出其对战术机动性的提升…这位穆勒少校是出了名的‘可靠性偏执狂’，所以你必须准备好应对关于新机构故障率的尖锐提问…”
林墨如同海绵一样吸收着这些信息，不断调整着陈述的重点和措辞。
陈述前夜，林墨最后一次演练到深夜。他站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对着墙壁模拟讲解，反复打磨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甚至每一个停顿。
他已经尽力了。他将自己能在这个时代表达的技术理念，压缩、打磨成了这份尽可能严谨、务实又具备前瞻性的报告。他知道，无论结果如何，这都已经是他能力的极限。
窗外月色冰冷。林墨疲惫地坐在地上，背靠着冰冷的墙壁。他拿起胸前那枚从现代带来的、印着“特邀技术顾问”的牌子，摩挲着上面冰凉的文字，嘴角露出一丝苦涩的自嘲。从繁华现代的展会到1936年柏林郊区这间冰冷的办公室，从纸上谈兵的军迷到即将决定真实军事技术走向的陈述者…这命运的转折，荒诞得如同一场梦境。
但他没有退路。明天的评审会，将是他真正意义上撬动历史的第一根杠杆，还是压垮他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在他准备收拾东西，强迫自己休息一会儿以备明日之战时，储物间的门被轻轻敲响了。
这么晚了，会是谁？霍夫曼？还是…
林墨警惕地站起身，低声问道：“谁？”
门外传来一个压低的、熟悉的声音，带着一丝急切：“林，是我，艾莉卡。快开门，有要紧事！”
艾莉卡？她怎么会深夜冒险来这里？难道是施密特先生出了什么事？还是…那些“打听”她父亲社会关系的陌生人，有了新的动作？
林墨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一股强烈的不安感席卷而来。他猛地拉开门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