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男人回来那天,我差点没认出来。
囚车从朱雀大街上过,我站在人群外头,只看见一个血淋淋的人蜷在木笼里。头发披散,脸被污血糊满,铁链捆得像头待宰的牲口。
是阿秀先认出来的。她扯着我的袖子尖叫:“姑娘!那是章将军!”
我脑子里“嗡”地一下,手里的绣帕掉在地上。
七年。我等他七年。
第一年,我不信他死了。第二年,我去边关找他。第三年,我给他立了衣冠冢。第四年,章家被抄。第五年,我病了一场。第六年,我开了这间绣铺,取名“待归”。第七年,我绣着花,手一抖,把鸳鸯的眼睛绣瞎了一只。
现在他回来了,坐在囚车里。
我追上去。没跑几步,就被人群挤了回来。他们往前涌,伸长了脖子看“通敌叛国”的章小将军。有人扔菜叶,有人骂,有人拍手叫好。我被人推来搡去,脚崴了一下,整个人摔在地上,手掌擦掉一层皮。
“姑娘!”阿秀哭着来扶我。
我爬起来继续追。
囚车进了大理寺。大门一关,跟铁桶似的。
我拍了半天门,没人开。只有一个小卒从侧门探出脑袋,压低嗓子说:“沈姑娘,别敲了。上头有令,章砚是重犯,谁都不能见。”
“你进去通传一声,就说沈遥来了。”
“通传也没用。”小卒摇摇头,“大理寺卿亲自审他,这会儿人在地牢里押着。姑娘,你听我一句劝,别沾这案子。通敌叛国,要诛九族的。”
“诛九族?”我笑了,“我算他哪门子九族?”
“所以趁还沾不上,赶紧走。”
小卒缩了回去。侧门“啪”地合上。
我在门口站到天黑,又站到天亮。
没人再出来过。
第二天,我托人递了银子。没送进去,被退回来了。守门的老卒隔着门缝跟我说:“沈姑娘,不是钱的事。上头放话了,谁敢跟章砚沾边,一并按同党论处。你一个弱女子,别把自己搭进去。”
我说:“我这条命,早就跟他捆一块了。”
老卒叹着气走了。
我在大理寺门口等了三天。
三天里,我亲眼看着一拨又一拨人进去。有审案的,有送饭的,有抬刑具的。没有一个人正眼瞧我。
第四天,我打听到一个消息:章家旧部里有个人被关在巡城司大牢。我托人去找他,没找到。又托人去找章砚当年在军中的副将,那副将如今被贬到了城门当守卫。我带着阿秀去城门口堵他,等了两个时辰,等来他一句话:
“沈姑娘,将军这次回来,怕是活不成了。你走吧。”
我不走。
我跪在城门口,求他帮我递一张纸条进去。
他扫了一眼我递上的字条,脸色发白,三两下撕碎了塞进嘴里。
“您别害我了。”他压低嗓子,声音都在抖,“将军被抓那天,军中但凡跟他有旧的,全被拿下了。我还能站在这儿,是因为我早两年就罢了职。沈姑娘,将军这回得罪的不是一个两个人,是整个朝廷。您别再露面了,再露面,下回抓的就是您。”
我看着他,一个字一个字地问:“他到底犯了什么事?”
副将犹豫了,半天不说话。最后他把我拉到城墙根下,声音压得极低:“北境三城,半年前丢了。朝廷说是有人通敌卖国,里应外合。将军从北边回来那天,三座城同时被破。他什么都没说,直接回了京城。”
我的心一点点往下沉。
“你觉得他做了吗?”
副将没答。他别过脸去,半晌才说:“将军不是那样的人。但这话我只能在心里说。沈姑娘,眼下这个局势,你我都帮不了他。”
他走了。
我站在城墙根下,太阳毒得厉害,晒得我头晕目眩。
阿秀扶住我,带着哭腔说:“姑娘,咱回吧。”
我看了看她,又看了看远处大理寺的方向。那扇门离我不过三条街,可我跟章砚之间,隔的已经不只是这三条街了。
可我没打算认。
我沈遥,什么都不会,只会等。七年的空等都熬过来了,还怕这几天?
我回了铺子。当天晚上,我翻出章砚以前用过的旧物,一件件摆在桌上。他十六岁时送我的木梳,他十九岁时用过的马鞭,他二十二岁出征前夜留在我这里的一封未写完的信。信上说:阿遥,等我回来,我带你去北边看雪。
北边的雪他看见了。我还在等他回来。
那夜,我跪在娘亲的牌位前,给娘磕了三个头。
“娘,我要做一件事。您别怪我。”
第二天一早,我换了一身最素的衣裳,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出了铺子。
我没去大理寺。
我去了宫门。
宫门外有登闻鼓。鼓在,但很久没人敲了。据说本朝立国至今,这鼓只响过三次。每一次,都有人头落地。
我在鼓前跪了下来。
看守宫门的禁军被我吓了一跳,呵斥我快走。我不动。他们上来架我,我死死抱住鼓架,指甲抠进木头里,渗出细密的血珠。
“民女沈遥,状告户部、兵部、大理寺三司!”
我的声音又尖又响,像要把这七年的委屈全喊出来。
“告他们罗织罪名,陷害忠良!”
登闻鼓没敲。
我已经被四个禁军抬起来,扔到了宫门外。后背撞在石板上,疼得我眼前发黑。
“再敢靠近宫门,当庭杖毙!”领头的禁军拔了半截刀。
我趴在地上,抬起脸,嘴里全是血。
可我不怕。
我朝着那红墙黄瓦,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句:
“章砚是冤枉的!”
宫门在我面前合上了。
我跪在宫门外,血从嘴角往下滴,整个人狼狈得像条丧家犬。
可我的心,从来没这么定过。
因为我知道,这七年的沈遥终于不是只能等了。
我十六岁那年,第一次见章砚。
是在镇北侯府的赏花宴上。我娘是侯府的绣娘,给夫人小姐们做衣裳。那天我替我娘去送一批新裁的春衫,从后门进,低着头,抱着布包,像只灰扑扑的耗子。
章砚从马车上下来,正撞见我。
他那时候十九岁,个头已经很高,穿一身月白锦袍,手里转着把折扇,身后跟着两个小厮。我往旁边躲,没躲开,怀里的春衫掉了一地,最上面那件桃红的肚兜滚到他脚边。
他低头看了一眼,又看看我。
我以为他要发火。结果他弯腰把肚兜捡起来,拍了拍上面的灰,递给我,说:“你手挺巧。”
然后他走了。
那是我头一回跟章砚说话。他可能到现在都不记得。
真正熟起来,是那年冬天。
我娘病了,咳得厉害。我照着方子去药铺抓药,半路上被几个地痞堵在巷子里。他们抢了我的药,又推又搡,我摔在雪地里,后脑勺磕在石头上。当时我以为自己要死了。
章砚的马正好经过。
他一个人,没带随从。看见巷子里的情形,直接纵马冲了过来。那几个地痞吓跑了。他翻身下马,把我从雪里拉起来,一眼看见我后脑勺的血,脸都青了。
“你傻不傻?有人抢你药,你不会喊?”
我疼得说不出话。
他把我抱上马,一路送到医馆。大夫给我缝了三针。我迷迷糊糊听见他在外头跟人发火,说光天化日之下有人当街行凶,巡城司的人是死的吗。
他后来派人把我娘也接到了医馆。我娘见了他,吓得直往我身后躲。一个侯府公子,一个贫家绣娘的女儿,搁谁看都隔着十八层天。
可他好像根本没觉得自己做了件多大事。临走前,他往我手里塞了张银票,说:“给你娘买点好的。病好之前,别让她碰针线了。”
我捏着那张银票,手抖得厉害。
“我……我还不起。”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看什么傻得可怜的小东西。
“谁让你还了?”
后来我娘还是走了。那年冬天太冷,她熬了三个月,到底没能熬过去。下葬那天,雪下得极大,天都是灰的。我一个人跪在坟前,膝盖冻得没知觉,眼泪流到脸上就结成冰。
章砚来了。
他穿着黑斗篷,牵着一匹马,马背上驮着一车东西。我没有哭,也没有说话。他蹲下来,往我手里塞了一块热乎乎的烤地瓜。
“吃。”他说。
我咬了一口。地瓜很烫,甜得发苦。我边吃边掉眼泪,眼泪全滴在地瓜上。
他就在旁边看着我吃。等我吃完了,他说:“沈遥,你以后跟着我。有我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
我抬头看他,雪落在他睫毛上,白花花的一片。
“为什么对我好?”我问。
他好像被问住了,半天没说话。最后他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雪,说:“因为你手巧。”
然后他就走了。雪地里留下一串脚印,深一脚浅一脚。
那年我十六,他十九。
我等了他七年。从十九岁等到二十六岁,从少年将军等到阶下囚。
如今我跪在宫门外,满嘴是血。那些旧事在脑子里来回翻涌,像一把生了锈的刀,一下一下地割。
宫门外没人再理我。
我被两个禁军拖到了远处,扔在石板路上。阿秀哭着跑过来,把我从地上扶起来。我抬头看了一眼天,灰蒙蒙的,像那年下葬时一样。
“姑娘,您这是何苦啊!”阿秀一边哭一边拿袖子给我擦嘴角的血。
我推开她的手,自己撑着地站起来。后背钻心地疼,可我不敢弯着。
“阿秀。”我说,“去铺子。把门关好。这几天你别跟着我了。”
“不!我要跟着您!”
我转头看她。这丫头跟了我五年,胆子小,爱哭,可她是我在这世上唯一还能使唤得动的人。
“你跟着我,会死。”我说。
阿秀咬着嘴唇,眼泪啪嗒啪嗒地掉:“那您呢?您就不怕死吗?”
我笑了。那笑肯定比哭还难看。
“我怕。”我说,“我怕死了之后,没人给他收尸。”
我回了铺子。
一推门,就看见柜台上放着一封信。没有署名,信封上沾着泥,像是从门缝里塞进来的。
我拆开信。
上面只有一句话:“西坊长乐街,第三个灯笼底下,有你要的东西。”
我攥着信,心跳快得像要撞出来。
这封信是谁送的?是帮我,还是设套?
可我已经没什么好怕的了。我把信烧了,换上一身最不起眼的灰布衣裳,出了门。
西坊是京城最乱的地方。三教九流,鱼龙混杂。长乐街更不必提,赌档和暗窑比邻而设,白日里都透着一股霉味。我走了半条街,才看见第三个灯笼。
是个红灯笼,挂在一条窄巷口,已经褪了色。
我蹲下来,在墙根处摸索。手指触到一块松动的砖头。我把它抽出来,伸手进去。
指尖碰到了东西。
是个油纸包。我把它取出来,打开。
里面是一块碎布,一角虎符的拓片,还有一张字条,只有四个字:
“北门之外。”
我盯着那块碎布看了很久。那是一种粗麻料子,浸过水,又晒过,变得硬邦邦的。可我还是认出来了。
边关军服。
章砚走的那年,我亲手给他缝过一件里衣,用的就是这种料子。这碎布太旧了,上面还沾着黑乎乎的东西,不是泥,不是油。
是血。
我的手开始发抖。
就在这时,我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
很轻,很慢,像猫踩在青石板上。
我没有回头。我把东西塞进怀里,站起身,往巷子深处走。脚步声跟了上来。
我加快了步子。
巷子越走越窄,两边的墙高得遮天蔽日。我的心跳声大得像擂鼓。
前头是死路。
我猛地转身。
身后跟着的人,穿着一身半旧的灰袍,兜帽遮住了大半张脸。他缓缓抬起手,把帽子掀开。
我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
是章砚的副将。
那个守城门的副将。
他看着我的眼神,跟白天在城门口时完全不同。
“沈姑娘。”他说,“我白天不能跟你多说。有人在盯着我。”
我紧紧贴着墙,手还在抖。
“这信是你送的?”
“是我。”
“这些……是什么意思?”
他沉默了一下,从怀中掏出一样东西。是个木匣子,很小,用布包着。
“这是将军七年前走的时候,交给我的。”他低声说,“他让我保管。说如果他不能活着回来,就在他死后第七年,把这个交给你。”
我接过木匣。手抖得几乎拿不住。
“现在他回来了。”副将说,“可他回来的那天,见过我一面。他说,这东西先别给你,等他死了再给。”
我猛地抬头:“那他到底——”
“沈姑娘。”副将打断我,眼神沉得像深潭,“将军没有通敌。可北境三城确实丢了。这件事里,还有第三个人。一个朝堂上的人。将军回来,就是来找他的。”
他凑近一步,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那第三个人,就在大理寺里。”
巷子里起了风。
副将走得很急,像多待一刻就会被人看见。他走前留了一句话:“匣子里的东西,您找个没人的地方再看。还有,别再去宫门了。您那条命,留着比丢在宫门口强。”
我回到铺子时,天已经全黑了。
阿秀坐在门口等我,手里攥着个冷掉的馒头,头一点一点打瞌睡。听见脚步声,她猛地抬头,看见是我,眼圈又红了。
“姑娘,您可算回来了。我听见外头有动静,以为您被官府抓了……”
“还没。”我推门进去,“去给我烧点热水。再弄点吃的。”
阿秀“嗳”了一声,小跑去灶房。我进了里屋,把门闩插上,窗户也关严实了,这才把木匣拿出来。
木匣不大,比我巴掌长些,深棕色的老木头,边角包着铜片。锁是活的,轻轻一按就开了。里面铺着一层泛黄的棉布,布上放着三样东西:半块饼,一束头发,一封信。
饼是干粮饼,硬得像石头,边角缺了一口,齿印整齐,像被什么人掰走的。
头发用一根红绳系着,又黑又软,压在掌心里,凉丝丝的。
信上写着:“沈遥亲启。”
章砚的字。
我深吸一口气,把信展开。信纸很薄,写满了字,有些地方被水洇开了,墨迹晕成一团。我凑近灯下,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阿遥:
我在北边的第三年,打完了最后一仗。北狄退了,可我们的人也没剩多少。朝廷发来的粮草,在路上被截了三次。我写了七封信,一封都没送出去。我不知道朝里出了什么事,也不确定我写的这些,会不会有一天被人当作把柄。今天才明白,章家早就没了。我不能死。我死了,有些事就再也说不清了。
我托李让带这匣子回去。他是我唯一还信得过的人。如果我没有回来,你看到这些时,我大概已经不在了。
那块饼,是你十六岁那年给我做的。我留了半块带在身上,想家的时候掰一口,七年来也没吃完。头发是你送我那天,自己剪下来的。你这个人,看着大大咧咧,其实心思重。你怕我忘了你。我跟你说,没那回事。
沈遥,我对不起你。七年前走的时候,我答应过会风风光光娶你。现在这个光景,我连个干净结局都给不了你。别等了,阿遥,真的别等了。
可我又想,如果你真不等了,我这一身骨头,就真的散在风里,没人收了。
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最后再骂你一句。别老穿灰的,显得老。你还年轻,穿点好看的。我喜欢你穿藕荷色。
章砚,阵前夜笔。”
我读到一半时,眼泪已经掉在信纸上。那个“藕荷色”三个字被水一泡,洇成模糊的一片。我伸手去擦,结果越擦越花。最后我索性不擦了,把信贴在胸口,像把那个人按进身体里。
他活着。
他一直都在想我。
七年来我那些午夜梦回的猜测、不安、恐惧,全都被这封信烫平了。
门外传来阿秀的敲门声:“姑娘,热水好了,我给您端进来?”
“放门口。”我哑着嗓子说,“别进来。”
阿秀应了一声,脚步声远了。
我把信重新折好,放回匣子里。那半块饼,我拿起来,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已经没有任何香味了,只有一股子陈旧的、像被时间腌过的味道。但我知道,它进过我男人的包袱,陪他过了七年。
我掰下一小块,放进嘴里。
太硬了,咬不动。我用舌头慢慢把它含软。咸味。不知道是盐,还是泪。
第二天,我换了件藕荷色的衣裳。
阿秀看得直愣神。她跟了我五年,头一回见我没穿灰、白、青。我对着镜子照了照,气色还是差,眼睛下面青黑一片,但好歹,像个人了。
“姑娘,您今天还去大理寺?”阿秀小心地问。
“不去。”我把那封信贴身收好,又拿了个小包袱,装了两身换洗衣裳,“我去个更远的地方。”
“哪儿?”
“北门之外。”
阿秀脸都吓白了:“姑娘,外头打仗呢!您去北边做什么!”
“找东西。”我没多解释,只把铺子钥匙塞给她,“你留下看铺子。要是有人问起我,就说我出门进货去了。不管谁来,别开门。”
阿秀张了张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知道自己拦不住我。
我走之前,又去城南坡上看了看那座衣冠冢。墓碑很干净,阿秀前些天才擦过。我在坟前坐了一会儿,把一束野花放在碑前。
“章砚。”我说,“我出门了。你等着。”
北门外三十里,有一个驿站。我到的时候,天已经擦黑。驿站荒着,只剩个瘸腿的老驿卒坐在门口剥豆子。他看见我,眼皮都没抬:“姑娘走错道了吧。再往北,就是北狄人的地盘了。”
我把那块从墙缝里找到的碎布拿出来,问他:“这料子,你见过没有?”
老驿卒瞟了一眼,手里的活停了一瞬。
“边军的冬衣料。”他说,“怎么会在你手里?”
“你别管。我只问你,这三年来,有没有人穿这种料子从北边回来过?”
老驿卒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忽然压低声音:“姑娘,你是什么人?”
“沈遥。”我报上名字,“章砚的未婚妻。”
他脸色骤变。左右看了看,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往驿站里拖。我吓了一跳,差点喊出来。进了门,他把门板合上,只留一条缝。
“你不要命了?”他急道,“现在到处都在抓跟章砚有牵连的人,你还敢自个儿报家门?”
“我自己的名字,有什么不敢报的。”我挣开他的手,“大爷,你果然知道章砚。”
老驿卒叹了口气,坐回凳子上。沉默了很久,才开了口。
“去年冬天,有个当兵的从北边逃回来。穿的就是这种料子。浑身是伤,倒在驿站外头的雪地里,是我把他拖进来的。他醒了之后,只说了几句话。”
我心跳加速:“什么话?”
“他说,三座城不是北狄破的。是有人开了城门。”
我浑身发冷。
“他还说,那个开城门的人,穿的是我朝官服,腰上挂着出入禁中的鱼符。章砚在城楼上亲眼看见的。可那人做得太干净了,等章砚追过去,人已经没了,只留下一角撕下来的官袍。”
他指了指我手里的碎布。
我低头看那碎布。边角参差,正是被撕扯下来的样子。颜色灰褐,像是深色官服的下摆。我原以为是军服,原来根本不是。
“那个人……是谁?”我的声音在抖。
老驿卒摇摇头:“那当兵的没说完就咽气了。我也不敢把这事说出去。这里是北上的必经之路,天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
他站起来,走到墙角,从一堆破木板下面摸出个东西。
是一个铜哨子,做成鸟的形状,很小。
“那当兵的临死前,把这个给我了。他说这是巡城司暗哨用的,吹起来像鸟叫,百里内都能听见。”他把铜哨递给我,“我当时就明白,这事我兜不住。今天你来了,这个就交给你了。”
我接过铜哨,攥在手里,冰凉的金属很快被掌心捂热。
“大爷。”我低声说,“您信章砚是冤枉的?”
老驿卒没有正面回答。他转身去灶边,从锅里舀了碗稀粥递给我。
“我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有人把证据递上去。”他叹了口气,浑浊的老眼里像有一星火光,“姑娘,你既然敢来,就说明你比那些缩在京城里的人有种。”
我捧着那碗粥,低头喝了一口。温热的米汤滑过喉咙,像七月里落下的雨。
“我会找到他的。”我说。
老驿卒没再说话。他坐在窗边,望着北面黑沉沉的天,像在望一个再也回不来的人。
那晚,我在驿站住下。
躺在硬邦邦的草铺上,我摸出那枚铜哨,放在唇边轻轻一吹。
哨声极低,像极北边的风穿过枯树。我听不出门道。
可就在这时,窗外忽然也传来一声。
一模一样的鸟叫。
我霍然坐起。
那声鸟叫又响了一次。
我从草铺上爬起来,鞋都没穿,光着脚踩在冰凉的地上,凑到窗边。外头黑沉沉的,只有北风刮过荒草的沙沙声。我屏住呼吸等,等到第三声。
这次我听清了,不是鸟。是哨子。跟老驿卒给我的那个,一模一样。
我披上外衫,推门出去。院子里有口老井,井边站着一个黑影。不高,不壮,裹着一件黑披风,风帽压得极低。他朝我招了招手。
我走到院中,手心攥着那枚铜哨,指节发白。
“你是什么人?”
那人没答,只伸出左手,拇指和食指圈成个圆,贴在唇边,又吹了一声。哨声像只过路的夜鸟,轻飘飘地散在风里。
这手势我见过。
七年前,章砚出发的前一夜,我偷偷溜去军营找他。他的亲兵李让就是这样站在营帐外吹哨的。他说这叫“雀哨”,巡城司暗哨的旧招,自己人听见了,就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你认识李让?”我往前走了一步。
那人终于摘下风帽。是个年轻女人,比我大三四岁的样子,脸很白,眼睛很亮,左边眉骨上有一道细长的疤。
“我不光认识李让。”她说,“我也认识你。沈遥,城南绣铺的,七年前跟章砚定了亲。”
“你是他的人?”
“我是章家军里活下来的。”她顿了顿,像在措辞,“我叫程九,以前跟着章老侯爷。侯爷死后,我在北边给砚哥儿传了三年消息。他让我回来查内鬼,可我刚到京城,他就被抓了。”
她的声音很稳,没有一丝慌。
“今晚不是我找你,是你吹了哨子,我才知道李让把东西给你了。”程九走近两步,借着月光看我,“沈姑娘,我观察你好几天了。你去宫门那天,我也在。说实话,你比我想的能扛。”
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这七年来,我只当自己是个疯婆子,守着个不归人。可现在看来,守着他的不止我一个。
“你找到内鬼了吗?”我直接问。
程九没点头,也没摇头。她转向院外,压低嗓子:“这里不安全。老驿卒虽然忠心,但驿站来来往往的探子太多。我带你见个人。他或许能帮上忙。”
“谁?”
“一个有能力翻案的人。”
我们连夜进了山。
程九走路像猫,脚底没有声。我跟在她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几次差点被树根绊倒。她也不扶我,只偶尔停下来,回头看我一眼,那眼神像在称我的斤两。
天快亮时,我们到了一处山腰别院。院子不大,藏在竹林里,外头看着像猎户的住处。门虚掩着。程九径直推门进去。
堂屋里点着一盏灯。灯下坐着个老人,闭着眼,手里转着两个铁核桃。他须发皆白,穿着件半旧的灰布袍,乍看像个村塾先生。可他一开口,声音沉得像庙里的钟。
“人带来了?”
“带来了。”程九答。
老人睁开眼,看见我,微微点头:“沈家丫头。长这么大了。”
我愣住了。
我从不认识这个人。但他看我的眼神,像看过我从小到大的样子。
“您是?”
“我姓顾。”他说,“顾长山。”
我倒吸一口气。
顾长山。本朝太傅,三朝元老。先帝在时,他是托孤重臣;新帝登基后,他称病还乡,归隐山林。朝中每有大事,总有人提起他的名号。连章砚他爹在世时,都喊他一声“老师”。
我膝盖一弯,就要跪下。
“别跪。”顾长山抬手,“我不兴这个。”
他指了指对面的竹椅让我坐。我坐下去,膝盖还是软的。程九站在门边,抱臂靠着墙,像尊门神。
“章砚的事,我早知道了。”顾长山放下铁核桃,端起茶盏,也不喝,只拿在手里,“北境三城怎么丢的,他自己怎么回来的,朝里谁要置他于死地,我比谁都清楚。”
“那您为什么不出手?”我脱口而出。
话一出口,我就觉得自己太冲。可顾长山没生气。他看了我一眼,忽然笑了。
“你这丫头,跟他一个脾气。”他摇头,“不是我不出手。是我不能。我只要一回京,这盘棋就明了一半。朝里那些人巴不得我动,我一动,他们就有理由把我也拖下水。到时候,不但救不了他,还会坐实了他结党营私的罪名。”
我不懂朝局。可我听得出,他说的是实话。
“那我呢?”我说,“我一个平头百姓,更没本事替他翻案。”
“你有。”顾长山放下茶盏,目光忽然变得锐利,“你有一样我们都没有的东西。”
“什么?”
“身份。”他说,“你是章砚的未婚妻。满京城都知道你在等他。你闹得越凶,他们越不敢随随便便把他弄死在牢里。你要是在这个时候退一步,他连这个冬天都熬不过去。”
我心头一凛。